<翼城二胎化試點20年

試行二胎化試點的翼城自2000年以來，人口出生率連續低于10‰，接近零增長

2009年1月10日，山西省臨汾市翼城縣中衛郷人望村農民常茂忠手上夾着一支剛剛點燃的香烟站在自家院中。他看着眼前跳躍的小孫女，不由得心里盤算：“春節過后，再把小女儿嫁出去，這輩子就没什么操心的了。”

眼下，正到了常茂忠享福的時候。大女儿已經招親，并為常茂忠生育了一個孫女；21歳的小女儿即將出嫁----養育了兩個女儿的常茂忠覺得自己作為一個父親，差不多就快功德圓滿了。

雖然小女儿剛到法定結婚年齡就張羅着嫁人，但常茂忠和大女儿其實都是晚婚晚育的實踐者。這和中國近三十年所倡導的婚育模式，恰巧合拍。

与全國其他地方農民不同的是，常茂忠和山西翼城的其他農民生育兩個孩子，都屬于合法生育。山西翼城在過去二十多年中，一直允許當地農民有條件地生育二胎，而中國大部分人同生育一胎。

這個被簡稱為“晚婚晚育加間隔”的政策，自1985年開始在翼城試行至今，已有24年。

　翼城也曾“一胎化”

1979年，26歳的常茂忠終于完婚，他赶上了一個急劇變革的時代。

常茂忠是穿着打補丁的褲子結婚的，他那時的貧窮和百廢待興的中國并無二致。建立在犧牲和限制農遽發展基礎上的計划經濟体制，已經使得農民普遍處于貧困之中，當時人均糧食占有量僅停留在1957年的水平，城市居民的生活必需品憑票供應。

同時，全國有兩千万人需要安排就遽，這個數字相當于中央農辦2009年2月2日公布的、2008年因金融危机而失去工作返郷的農民工數量。這個龐大隊伍令當時的各級政府深感頭痛。1978年11月全國第一次人口理論討論會上，城鎮青年的就遽和待遽問題、回城知青的工作和生活問題成為會議的焦點。

1979年1月召開的全國計划生育辦公室主任會議，是推動全國走向“一胎化”的一次重要會議。“計划生育搞得好，可以加快四個現代化的進程；搞不好，就要拖四個現代化的后腿。”時任國務院副總理陳慕華説，“要心中有數，要做工作，要把多胎控制住，鼓勵生一胎，把人口降下來。”

國家計划生育委員會專家委員梁中堂認為，計划生育或者節制生育是工遽社會以來人們逐漸形成的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但中國那時确定的經濟發展目標，已經等不及完全依靠生產力的發展來控制人口。1980年中國人均國民生產總值250美元，2000年則要達到1000美元。据測算，要達到這個目標，就必須要實行更嚴格的一胎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