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三十多年前的一段往事。1976年10月8日深夜，上海巨鹿路845弄一号一座花园洋房的二楼还有人在挑灯夜战。这里先要叙述一下这座洋房有些颇不平凡的经历。解放前它是荣毅仁家族的一个公馆。六十年代初是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所在地。

外电传来惊天动地消息

文革中该单位被解散，全体人员被赶到农村去劳动改造，整栋房子被林彪的儿子林立果霸占，同仅有一墙之隔的“空四军招待所”打通，成为他的住所和策划政变的据点。而林立果的卧室就在二楼。著名的“571工程纪要”也在这里拟定，这所房子的照片还因此上了中央文件。

林彪集团覆灭后，当时的上海“市革会”把它收回后交给一个叫做“国际组”的单位。这是1972年为因应尼克松访华恢复部分国际问题研究而成立的小单位，属上海市革会外事组领导。那天晚上，组里的几位工作人员正在从外电中紧张地收听一个石破天惊的消息：“四人帮”在北京被抓了。 众所周知，在中国大陆文革及之前的数十年内，民众是不允许收听外国电台广播的，否则将以“收听敌台”的反革命罪论处，送监判刑。但“国际组”属于特例，在当时的“市革会”指示下配置了一台国产军用收信机和几台日本“索尼”短波收音机，安排专人值班每天全天候收听外国广播电台的新闻，经录音后翻译整理于次日凌晨印成《外电消息》，送交当时的上海市委和市革会的头头和各组、办的负责人参阅，让他们了解一天世界上发生的重大事件。

这些信息不仅比新华社的《参考消息》和“大参考”要快一至两天的时间，而且是有闻必报，没有禁忌，因为它的发行范围极小。当时我担任“国际组”（文革后又恢复成立“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综合组副组长，负责外电消息的编辑和审核。一天下午，值班员突然告诉我，从外电中听到江青等人在北京被抓。我立即向“国际组”领导陈启懋同志报告。

这个如晴天霹雳的消息来得太突然，事先没有一点预兆，不知是真是假，是否要马上上报市里的领导人，我们感到很犹豫。万一这是谣言，我们都将受到严厉处分。于是我亲自来到机房反复收听和比对，发现“美国之音”、BBC,日本的NHK等台都有报道，不象是捏造。

接着听到了更多的细节，说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毛远新等人在北京被解放军带走隔离审查。外电还说，在京的外国记者到外交部去查询，回答是耐人寻味的No Comment。还有一位外交部的官员说：“我将记下你的问题，向上司报告。”

同时，我们查阅了这两天国内的报纸，都没有四人帮露面的报道。至此，我们相信这是确实的消息，立即作为绝密情况上报。由于中央对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严加保密，相当一段时间内全国人民都还不知晓。我们成为上海除“四人帮”余党外最早获悉这一消息的。后来我们得知，“四人帮”是10月6日在北京被逮捕的。

他们在上海的余党马天水在当天被召到北京，其他成员徐景贤、王秀珍、冯国柱等市委常委已如热锅上的蚂蚁，只知北京出事但不知具体真相。直到10月8日他们通过在北京的一个亲信才得知真情。在北京的外国记者却神通广大，不知从哪里探听到消息并于10月8日播出。但上海市委常委以下的干部包括我们的上司外事组的头头都还蒙在鼓里，见到我们送上去的简报都感到如雷轰顶，反复来电要求继续监听了解更多详情随时上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