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初期，刘伯承在南京埋头致力于军事教学，一心要全力打造一所“东方的伏龙芝”“东方的西点学校”。然而，不曾料到，一场浩劫不期而至，他毫无思想准备地卷入了一场“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中，且首当其冲地受到了批判，军事学院也被彭德怀主持的国防部定为“教条主义的大本营

具体作为急先锋指挥这场斗争的彭德怀，当时是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国防部长，正是他的错误指引和极力打击，军内在1958年刮起了这股“反教条主义”斗争之风，揪出了一个所谓以国防部副部长兼训练总监部部长萧克上将为主帅，训练总监部副部长李达上将为副帅的“反党宗派集团”，一批高级将领和高中级干部被打成了“反党分子”。所幸，不与争锋的刘伯承因“检讨深刻”得以逃过劫难。但受到非正常的猛烈批判，被迫辞去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的职务，由此悄然淡出军界中枢。

纵观刘伯承与彭德怀长达几十年的革命征程与职业军人生涯，他们间其实存在着鲜为人知的误会。

红军时期的“土洋”之争

历史的阴影始于1933年2月开始的红军第四次反“围剿”。

毛泽东在宁都会议被解职后，刘伯承升任红军总参谋长，协助接替毛泽东任红一方面军政委的周恩来以及朱德具体指挥红军实施第四次反“围剿”战役。

此前，关于毛泽东的去留问题，宁都会议上曾发生激烈争吵。彭德怀、朱德等极力主张毛泽东仍留在前方指挥军事，博古、张闻天、王稼祥等洋派主张毛泽东去职。争论中，刘伯承投了洋派一票。随即，他又发表了针对毛泽东、彭德怀等关于“游击主义”战术的理论文章，批评他们的右倾倾向，指责他们在战略上存在着不能打正规战、大兵团集群战的弱点。

彭德怀读到文章后，对刘伯承的军事观点颇为不满地说：“按他刘伯承的说法，我们这几亩田早卖光了。”“其他人不行，就他行。”

此时，刘伯承刚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归来，是苏区惟一一个喝过洋墨水的“军事科班生”，由于资历老，经历丰富，指挥过南昌起义，因此，担任过中共长江局军委书记的刘伯承在上层一直有“党内的孙武”之称。刚进苏区，鉴于“立三路线”的教训，刘伯承努力想保持低调，不愿出头。但洋派的教条主义者在军事上一窍不通，他们需要同样从苏俄归来的刘伯承，并引为军事上的依靠，以图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山沟里的马列主义”相抗衡。可以说，刘伯承身不由己地卷入了“土洋” 之争，并作为洋派军事上的“旗帜”被推在了前列。

可是，洋派在第四次反“围剿”的战略指导思想上却犯了不顾实际的兵家大忌。

1933年2月4日，苏区中央局作出了“书生决议”，命令红军实施先发制人，主动出击的战略，实行进攻作战击溃敌人，并命令红一方面军首先围攻苏区大川边的桥头堡----南丰。

南丰是国民党军进攻中央苏区的重要据点。红一方面军领导人朱德、周恩来不愿强攻男丰，但苏区中央局的作战命令已下，他们只得执行。

担任主攻南丰任务的是红三军团第三师。时任红三军团军团长的彭德怀接令后大为不满，他在电话中向朱德、周恩来请求道：“这是哪个的鬼主意，蠢嘛！南丰易守难攻，敌我力量悬殊，又占据了有利地形，这样硬攻下去对我们不利的，真是乱弹琴。”

朱德有苦难言，只得劝道：“老彭，中央的命令都下达了，进攻吧！”

果然，事情完全如彭德怀预料的那样，进攻南丰并不顺利。2月12日黄昏，红三军团第三师向南丰发起了猛攻。激战一昼夜，仅夺取了城西南、西北的外围工事。清点战场，红军歼敌不足一个营，损失却有三百余人。红军根本无法接近城墙。

彭德怀接到第三师的急报，急忙赶到前线。见此情景，不竟火冒三丈：“这样打下去连我们三军团的老家底都要打完。啥子正规战？主动出击？全是刘伯承在瞎参谋。他这样弄下去，打得赢个鬼。”

实际上，彭德怀并不知道，刘伯承从一开始就不赞成强攻南丰。今见南丰不易攻取，敌军又固守待援。经过反复思量，刘伯承断然提出佯攻南丰，围城打援。遗憾的是，由于战事紧张，兼之个性殊异，他和彭德怀没能就此坐下来心平气和的沟通一下，寻求共识。

历史的机缘就此错过。

彭德怀固执的将中央局包括南丰攻城在内的一系列军事战略的计划与实施，都记在了刘伯承的帐上。因为在大家看来，中央局那些洋派们在军事上主要依靠刘伯承。

事后，传话的人又传走了样，刘伯承颇为不满的反驳道：“红军本来就存在着游击主义嘛！老彭的红三军团也需要在战术上提高一下。”这话又传回去，刚直易怒的彭德怀是何种反应，可想而知。

刘伯承一贯主张部队要有正规的战略战术素养，要有不断发展创新的军事理念。他在认识到自己早年对“游击战”的偏颇观点后，能反躬自省，认真讨教毛泽东，活学活用，变中求变，将胸中韬略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1934年5月10日，他又发表《现在游击战要解答的问题》，主张用深入敌后的办法来打破 “围剿”。9月10日，他又发表《到敌人后方展开游击战争的几个教训》，进一步阐述了上述主张，理论认识升华了一个新的高度，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贡献了自己的智慧。

遗憾的是，彭德怀对此却不那么认为，他始终走不出当年刘伯承认识有误的那笔历史旧帐，以至于两人之间杯葛渐起。

“百团大战”的 分歧

抗战爆发后，国共捐弃前嫌，一致对外，并建立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红军接受蒋介石国民党名义上的领导，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彭德怀任八路军副总司令，刘伯承担任了下属的一二九师师长。

这一次，他们二人在角色上同红军时期相比，恰好进行了一次置换。刘伯承领兵于外，彭德怀作为主帅统全局于内。

1940年3月至9月，彭德怀领导了打破日军“囚笼”政策的百团大战，一举歼敌四万三千余人，拔除据点千余个。这里面担任主要作战任务的部队便是一二九师。这一时期，他们的配合还算是默契的，没有传出什么不和谐之音。

1943年9月，中央发来通知，令刘伯承与彭德怀双双返回延安参加第二期整风运动。1944年4月30日，在晋冀鲁豫区和相关军队系统的座谈会上，刘伯承作了《晋冀鲁豫抗日民主根据地现状的报告》，全面、系统的总结了晋冀鲁豫地区抗战七年来的工作。

这个报告尤为敏感的是，它无可避免地提到了至今仍在争论不休的“百团大战”问题。

刘伯承的报告肯定了成绩，也毫不讳言地指出了缺点。他认为百团大战前后，由于对“从内战转到抗日游击战之舵掌握不紧，过分强调正规军，犯了编并与放任地方武装的错误”，一度影响了根据地的建设。同时，他还指出，百团大战总的来讲是一场打了胜仗的大战役，但存在着不少战略战术上的错误，敌众我寡之下，没有以弱示战，过早暴露了我们的真实实力；没有充分发扬正规战与游击战相结合的传统优势，有些仓促上阵的意味，为了片面取得政治影响甚至矫枉过正。

刘伯承提出这些问题，并未针对彭德怀，他只是对自己执掌的一二九师和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工作作了自我批评。

他的报告一出，便引起了延安主要领导人的共鸣。历来主张独立自主地开展山地“游击战”的毛泽东觉得刘伯承对百团大战失误的认知是正确的和恰如其分的。以八路军的实力来看，打一个这样的大战未免太过冒险，同时，至关重要的也是毛泽东一直忧虑的一点，是过早暴露实力会引来国民党蒋介石的忌惮。此外，他对彭德怀在百团大战上的临机专断是有不同看法的。随即，毛泽东在整风运动中，把刘伯承的那份报告交与大家讨论，这就有了百团大战以后纠缠不清的争论。

打了胜仗的彭德怀对此当然想不通，也完全没有思想准备。后来，他还是就百团大战的战略战术作了一些检讨和认识，中央对此也未有什么异议。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彭德怀从西北边地应召，临危受命。1951年5月，志愿军三兵团六十军一八零师，由于多种因素导致部队被美军分割包围，该师大部被歼，被俘人数达六千余人。这支部队正是来自刘伯承的二野部队。

打了败仗，谁也不好受，尤其是作为主帅的彭德怀，他在志愿军司令部总部批评三兵团司令王近山时，含沙射影道：“你们不是刘伯承带出来的部队吗？刘伯承是最讲战术的，怎么会打败仗？”

刘伯承得知后，颇为自责地说：“彭总批评的对，部队不讲战术素养，瞎打蛮干，怎能不败？”

批“教条主义”的背景

1956年1月，刘伯承一手打造的南京军事学院迎来了建校五周年的校庆。1月11日，毛泽东在陈毅、罗瑞卿、谭震林的陪同下还视察了该校，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就在这年2月，毛泽东刚回北京不久，苏共中央召开了二十大，赫鲁晓夫作了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报告一出，举世震惊。6月，党中央发文通知全党，克服实际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即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外国经验中的教条主义倾向……

解放初，我们实行的是一边倒的政策，全盘苏化。军事学院也不例外，不但有苏联军事倾向，而且连课程设置和训练安排都照搬了苏联那一套。

刘伯承敏感地预感到了什么。8月，他三次从北京致信学院党委，旗帜鲜明地表示：“在学习五个文件时反主观主义着重反教条主义是对的。”他还特别指出：不要作过火的斗争，不要过分追求个人责任，说有错误，作为院长兼政委，他这个主要领导者的责任更大。

10月，刘伯承返校主持召开学员座谈会，听取意见。学员这时对两个问题反应强烈：一是六个小时一贯制的课业制度，二是三堂会审的考试，太过严格，有三名中将衔的学员嘴都念歪了。对此，个别人不满意，越级上告，给北京写了状告信。

中央军委对此非常重视。彭德怀身为国防部长，他立刻赶到了中南海，与毛泽东长谈并征得同意后，于1957年2月特地派出了十二人工作组，颇有声势地进了军事学院。工作组采取两人一组，每天谈两三组的办法分别找战役系的同学谈话。

当时，老中将张震和贾若愚两人为一组。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走访，他俩综合情况后取得了共识。学习有压力很正常，这些学员还年轻，有压力才有动力，学院根本不存在教条主义。三个念歪了嘴的学员之一萧文玖态度也很明确，有人鼓励他告状，说他这么年轻嘴都念歪了，那还了得。但萧文玖说的嘴歪和刘伯承没关系。

但调查组给军委的报告却与张震等人认识大相径庭。这份报告称：“他们在教学中存在一个很大缺点，教学工作中的教条主义相当严重，最主要表现在教学内容和我国我军当前的实际情况不太适应”。尤其是报告的最后还特别指出：“……学院中的许多同志已经感到有反对教条主义必要之后，而院党委仍然徘徊、犹豫、拖延，未能下定决心。”报告这样定调，明眼人一看，就认为身为院长兼政委的刘伯承难辞其咎。

中央军委看过报告后，彭德怀一锤定音：“教条主义的大本营就在军事学院，司令部在我们训练总监部。”

此番定论一出，时任训练总监部部长的萧克对彭德怀批评正规化和现代化的口号不大赞同，联系到他对军事学院工作的不切当评价，萧克就写了一封信与他交换意见。谁知这封信却成了向彭德怀进攻的“罪证”，被说成是“挑刺挑到国防部”了。

这时，刘伯承的爱将，原二野五兵团司令杨勇去北京开会，毛主席批评军事学院的主要领导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杨勇据理力争道，刘院长工作不容易，学院有那么多苏联专家，中央又一再强调要向苏联学习，尊重专家的意见。他还例举了1951年冬的演习，以此证明刘伯承坚持了“以我为主”的教育方针。

毛泽东点了点头，未再说什么。

一代战神马放南山

1957年8月，刘伯承身体已每况愈下，8月6日，他致信毛泽东和国防部长彭德怀，呈请免去军事学院的本兼各职，其情殷殷。

刘伯承的请辞，很快得到了中央军委的批准。廖汉生中将接任院长，钟期光中将任政委。。

彭德怀在军委的主要领导会上说：“刘伯承身上有很严重的教条主义，不但影响了南京，就连北京（指训练总监部）也有些吹鼓手和抬轿子的。”

不久，在彭德怀的具体“指挥”下，这场批判教条主义的斗争被推向了高潮。

斗争的残酷，可以举两个例子足以说明。一是萧克遭到连续四个多月批斗后，有一天大口吐血，医生端了吐满血的痰盂给有关人员看，那些人不但没有表示同情，反而指责医生“同情反党分子，立场不稳”。二是军事学院训练部部长、红军时期干部蔡铁根大校在会上说，共同条令（五十年代军内指定颁布的，估计当时正作为 “教条主义”的“罪证”）是经彭总修改、军委例会通过和毛主席批准的。话未说完就被当场摘掉领章帽徽，关押起来。后来，他被逐出军队，发配到边疆劳动改造，根本不容许他申辩，讲真话！这场斗争开了一个建国后无限上纲，无情打击，以莫须有的罪名将人打成“反党集团”的坏头。

斗争完全偏离方向。萧克、刘伯承长达十四年的联手，原二野参谋长李达、四兵团副司令郭天民等人百口莫辩。

正在外地养病的刘伯承心情异常沉重。一年多以前，他对第十五军三十四师师长崔建功说过：“同一孙子兵法，马谡的用法就是教条主义，孔明就不是；庞涓、孙膑同师鬼谷子，可是一个是教条主义，一个不是教条主义；王明和毛主席读的同是马克思、列宁的经典著作，一个是教条主义，一个不是。所以，教条不教条，重点不在先生，而在学生；重点不在学，而在用。”

可是，现在他还敢争辩吗？据传，有人曾对毛泽东说：“军队这样搞下去，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了！”更有人故作高深，说：“蒋介石可是靠黄埔起家哟！”这些话，对于毛泽东而言，不能不在心中引起高度警觉。同样，这些话传到刘伯承的耳里，尽管他痛心疾首，但却决不敢再为自己辩诬解疑了。为了党内团结，为了大局和军队建设需要，也为了已经划线站队的同志少受或不受委屈，他只能选择检讨----哪怕是违心的检讨，惟如此，才会解脱大批同志。刘伯承抱定“退避三舍”的宗旨，实在是不愿和彭德怀在这件事上僵下去，更不想开罪最高层。深知党内斗争残酷的他以一个党员的党性严格要求自己，在这桩公案中委曲求全，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扩展。

一年后，彭德怀被打倒，毛泽东曾说过：“反教条主义，为了顺你的意，我让他们一个提前休息，一个发了转业费，你彭德怀还不满意？”

军委扩大会议开始后，在外地治病疗养的刘伯承接军委指示，到北京出席会议。在赴京的头一天，他思绪翻滚，一夜没有成眠，左眼球红红的。在火车上，又呈失眠状态，左眼球更红了。到了北京，他得了青光眼，眼压高达七十三度，不得不住进北京医院，一面治疗，一面准备检查材料。

对刘伯承是否要在会上作检查的问题，毛泽东曾关照说：“让刘伯承同志好好休息，可以不来参加会议作检讨，表示个态度就可以了。”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也说：“刘伯承同志工作积极认真，对组织是尊重的。他今年已六十六岁了，又有病，不要搞得太紧张。”豪爽、耿直的陈毅，看到刘伯承这个样子，心里更难受。他赶到北京医院，对刘伯承说：“你写啥子检讨嘛！要写，我替代写，写一百个字就行了。”

但是，在当时那种政治气氛之下，深明大义的刘伯承不能不带病出席，在会上作检讨。

7月10日，中南海怀仁堂座无虚席，一千多双眼睛凝神注视着主席台，年近古稀而又残病交加的刘伯承被扶到讲台前，宣读自己的检讨，台下的人依然能看出，每当说到委屈处，违心自责处，刘伯承语调哽咽，几不成句。大家明白，这里面既有真诚的反省，又有难以言说的满腹委屈。检讨作罢，台下爆发出了经久不息的掌声。置之死地而后生，刘伯承的检讨总算过了关。

刘伯承的检讨是想保护一批同志，但事情的发展却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越到后期，反教条主义的斗争越激烈，差点就是殊死以搏的敌我矛盾了。最后萧克、李达数次检讨都不过关，他俩被撤职，降职到地方工作。大批同志受到党政纪处分，降职降级。

1959年1月19日，刘伯承挂印罢官，携眷移居北京。数十载兵戎生涯遂告结束，一代战神马放南山。

1980年秋，邓小平代表中央明确指出；1958年那次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

1987年，中央军纪委发出通报，为在“反教条主义”运动中遭受了政治迫害的同志彻底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