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立本/2008年开年的一场雪灾,好像是给中国做了一场体检。将中国一片盛世繁荣景象中存在的不为人知晓或重视的种种问题,一下子暴露出来,呈现在亿万电视观众和上网者的面前。 全国近8000万人受灾,铁路不通,高速公路封闭,机场关闭。电力中断,能源供应告急。50-60万旅客滞留广州火车站,在寒风冻雨中苦苦等待。京珠高速公路上堵塞的车队长达数十公里,几万人在风雪中挨饿受冻,没有食物没有饮水,老人和小孩在漫漫的寒夜中瑟瑟发抖。贵州等南方许多地方气温降到零下,停电,道路不通,食品和蔬菜供应短缺,老百姓生活艰难。 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我们的人流会如此巨大又如此集中?我们的基础设施为什么这样弱不禁风?我们的政府和社会的救灾措施和行动是否及时是否得力?我们的经济发展战略和公共财政政策需要做什么样的检讨和调整? 一为什么会有上亿的农民工外出打工? 如果是在改革开放前,这么大的风雪未必会造成如此大的影响,因为那个时候老百姓被限制在本地范围内,很少人离开本地,下大雪了无非是年货晚买几天,少买一点。而现在有上亿的农民到东部沿海地区打工。他们在城市无根,他们为之付出汗水和辛劳的城市不属于他们,他们要回家过年,这就形成了年年的“春运”。亿万农民到东部沿海地区打工是经济转型、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结果,也是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太过悬殊、城乡经济生活水平太过悬殊的结果。地区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尽管有历史、地理、自然条件等多种原因,但也有发展战略和政策失误的原因。中央的资源,包括政策资源(优惠政策等)和财政资源长期向东部倾斜是造成地区间发展不平衡的重要原因。国家对东部大型基础设施的投资远远超过中西部,用国家财力建设的大项目大多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北京有奥运会,上海有世博会。为什么不能将国家的财力和资源向欠发达的中西部多分配一些、更公平、更合理一些呢?为什么不能对农村和农业多支持一些呢?如果中西部地区得到的资源多一些,发展的快一些,如果国家对农村和农业支援多一些,如果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的差距不是那么的悬殊、城乡的差距不是那么的悬殊,到东部地区打工的农民工还会那么多吗?春运的压力不也就相应地减少了吗? 二为什么政府豪华办公楼盖了那么多而应急设施的投资那么少呢? 这些年来国家财政收入大幅增长,兴建了许多大型项目。中国大剧院投资26.8亿元,奥运主会场--鸟巢投资35亿元,中央电视台新大楼投资超过50亿元,。。。。。。。许多地方政府度搞起了豪华的办公楼,有的像小人大会堂,有的像布达拉宫,有的像白宫,占地动不动几百亩上千亩,炫耀着权力的威风和豪华。一边是人民的“公仆”享受着奢侈的生活,一边是许多下岗的工人、低收入的群体艰难地生活。为什么不能在这些面子工程、首长工程上少花一些钱,将钱用在应急设施上呢?多建一些备用的电力实施、应急的道路、抢救的设备和车辆,多储存一些应急和救灾物质呢?据说整个江西省只有一辆扫雪车,还没有人会熟练地使用。为什么不能将钱多用一些在民生工程上呢?我们的财政支出是怎样体现为人民服务的呢?在审议和批准财政预算和决算时,人民到底有多少发言权和决定权呢? 三为什么我们的反应如此迟缓呢?军队出动那么晚? 这场暴风雪从1月12日开始,广州火车站滞留的旅客人数不断上升,5万,10万,30万,受灾人数不断增加,1000万,3000万。在二十一日,华中华南已深陷雪灾之苦:三峡输电动脉被冰雪压毁;京珠高速公路阻断;贵州、湖南、湖北不断停电;华南、华中、华东的高速公路、铁路及航空交通大受影响,甚至几近瘫痪……。面对这么严重的且在不断加剧的灾害,为什么政府的反应如此迟缓呢?在1月27日之前没有见到解放军出动救灾,没有见到各地的党政第一把手出现在灾情严重的现场。 我们的信息传导机制和应急决策机制出了什么问题了?是地方和各部门没有及时地向中央汇报灾情,还是综合部门未能做出及时的正确的全局性的判断?是我们突发事件的预案不合实际还是决策程序繁琐和过程拖沓?为什么第一时间了解情况的当地的驻军和武警不能及时汇报、并当机立断地出动?真正发生特大灾害时还等得及层层请示汇报而不能一边紧急行动一边请示汇报吗?不是说“灾情就是命令”吗?毕竟上公路除冰扫雪并不涉及使用武器等敏感问题。 如果时刻把人民放在心中,如果对人民的疾苦有切肤之痛的话,各级的官员的态度和行动应该不是这样。 四为什么我们的基础设施这样薄弱呢? 这次雪灾是对我们的基础设施的一次“突击检查”,检查的结果是不合格。一场暴风雪就将半个中国的交通网瘫痪了。在规划和建设电力线路、电气化铁路、高速公路时,防灾救灾的考虑不足,投资不够。在这些设施的管理上,南方可能也没有对付暴风雪的预案和设备。 电气化铁路没有对付断电的应急内燃机车,高速公路没有机械化的铲雪、除雪的设备和溶剂, 缺少应急的备用道路和的应急的迂回电力线路等等。究其原因,太平日子过久了,备战备荒的思想淡薄了。再一是,大干快上,投资不够,最容易被砍掉的就是平时看似无用、关键时候救命的应急设施。 瑞士上百年来严守中立,没有发生过战争,然而备战的精神从未松懈过。公路、隧道的质量经得起百年以上时间的考验。与其相比,我们的差距不是一点点,而是很大很大。 五为什么社会力量少有作为呢? 遇到这样的灾害,在我国历史上在其他国家,民间的慈善机构会最快地行动起来。因为它们是民间的机构,没有层级森严的官僚机构,没有冗长的汇报请示的决策过程,几个负责人碰头商量一下,很快可以做出决定,立即行动起来。这种民间的自发组织起来的力量,是维系一个社会安定和谐的最重要力量。台湾花莲地震时最早到现场开展救助的是佛教的慈善团体。可是,这次雪灾中我们却没有见到中国红十字会的行动,没有见到宗教团体的慈善救助活动。原因是我们对非政府组织(NGO)的严格掌控,是民间机构如红十字会等的官方化。“处级”和尚、“局级”和尚怎能“擅自行动”呢? 如果我们一切依靠政府、一切等待政府,就不可避免地遇到决策迟缓、救助力量有限等种种行政机制的局限;如果我们能充分发挥民间组织的作用,将社会力量与政府力量结合起来,将千百万民众的力量充分发挥出来,救灾就会变得更及时、更有力、更有效。 发挥民间组织和社会力量的关键是政府对待民间组织的态度,改变当前对民间组织严格掌控政策的关键是“相信群众”,放弃领导一切、掌控一切的陈腐执政理念。 如果更深入探讨这场雪灾背后的制度问题,我们要问:城乡二元结构应该如何改变?怎样让农民享受“国民待遇”?为什么农民工不能在城市安家、成为新市民呢?我们的户藉制度需要做什么样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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