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些看起来可以享有较好的发展机会的群体，实际上也被剥夺了公平发展的机会，比如中小型的民营企业。唐昊说：

唐昊：民营的中小企业承受着世界上最重的国家税收负担之一，使得中小企业背上一个很沉重的包袱。所以中小企业在中国近几年来，是以每年减少八十七万家这一数字来逆发展。

资源分配与发展权不公平的背后是特权与腐败。

浙江林学院旅游学院客座教授、从事生态旅游开发的陈旭军认为：一部分人迅速的富起来，并不是靠正当合法的手段。他们在资源分配当中，在改革开放的第一阶段，他们可能取得一些特权，像政策啊，批文啊等等。现在也有一些人通过垄断的政策和地位，比如说，国有的垄断企业。还有一些是通过不和法的，比如说，权钱交易等等。

特权与腐败不仅仅体现在获取与分配金钱和物质资源方面，还体现在象教育和医疗等公共服务体制方面。杨利川指出，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这些方面所反映出的社会价值的不公，可能激化社会矛盾。

杨利川：这些年来，在教育问题上，很多人说上学上不起，在医疗问题上，说看病看不起。总体上，我认为是资源的垄断造成的。比如，教育的官场化，医疗资源过多的垄断。国家又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所以监管不利，它又卖药又卖医疗器材，同时它本身又作为一个监管单位。在教育方面的腐败也是非常严重的，垄断了教育资源。现在愈来愈多的人要上大学，更不要说所有的人都要上医院。这是资源的分配问题，如果上学上不起，上医院上不起，甚至有的农村孩子考学已经考上，却没有经费上学，有自杀的呀。家长自杀的，孩子自杀的事例都有。这不就是激化社会矛盾吗？

教育历来被中国人看作是个人发展最重要的途径，黄海峰解剖教育机会的不均等所带来的发展机会的不公正。

黄海峰：任何国家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会带来很多社会的变迁。这个社会变迁呢，我们称作社会分层，就是很多人在这个过程中可能有了更多的受教育的机会，他就可能作为自富阶层。但另一部分人，由于生活在西部或边远落后的地区，他可能享受不到这种社会经济增长的经济利益。

对比上海与河南中学生的教育投资，唐昊认为，中国目前的教育体制会使现在已经很大贫富差距拉得更大。

唐昊：教育，本来是作为最底层的民众包括他的子女向上流动的最有效的一个机会。中国的教育体制，以前很大程度上保障了这种公平的受教育机会，但今天这个教育上的差距已经相当大了。一个上海的中学生，在他身上每年的教育花费是一个在河南的中学生每年教育花费的58倍。可想而知，享受着不同程度教育的孩子在他以后的成长中差距会有多大！还有户籍制度，就业机会等等这些方面的限定都会使得现有的贫富差距有愈来愈大的趋势。这个差距达到一定程度的话，那么可能会产生无法预料的整体性的事件，还有个人化的反社会的事件。

中国的贫富差别有极端化的倾向。有些地方十几岁的女孩没有衣服穿，冬天一家人只有一床破被子。许多穷人得了重病没钱去医院，只能在家等死。但另外一个中国，数万元人民币一件的睡衣和几百万美元一只的手表不愁没有顾客，劳斯莱斯车的购买量已经超过日本，中国的奢侈品市场正在以每年百分之20到30的超速增长，可望在不久的将来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一。这种分化造成了社会阶层间的紧张对立关系。

陈旭军：相对贫困阶层，他们的忍受程度已经到了一个比较危险的境地。在他的权益不能得到很好保障的情况下，这就很容易形成一种紧张对立的关系，比如，有民工拿着炸药进到矿主办公室，大家同归于尽，以死来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