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有一种说法，学科变得越来越技术化。

张伟平：数学本身无所谓技术化。因为在数学里，还是需要新的想法。当然如果技术不强，在数学里也做不到很前沿。另外，你要有效地提出一个好的问题然后自己去做，问题的提出也很重要。

数学本身基本功也很重要，该算什么东西要会算，也很讲究技术，但在整个方向中，思想是最重要的。

数学没有困境，可以一直往前走。早先有一种困境，就是逻辑上的困境，逻辑上要打造完美的和谐。但现在很多有名的数学家说，你可以把逻辑看成时间的函数，在时间里你严格地往前走。数学像是一门自给自足向前走的学科。

经济观察报：很多数学家说，他们在公式里发现一种简洁的美。

张伟平：这种美经常看到，把不相关的东西联系在一起，感觉非常漂亮。国外很多数学家都是有钱人的孩子，不愁生活，就是被数学吸引住了。

经济观察报：现在怎么评价华罗庚在20世纪数学界的贡献呢？

张伟平：华罗庚的数论我不是很熟。华罗庚的专业做得特别好，他专门做别人做不动的东西。那时他做的概念无人能敌，大家都很佩服他。他到美国的时间很短，算功特别好，大家都算不出来，他能算出来。陈先生算功也挺好，老一辈人计算功夫都很好。但陈先生更大的特点是能有一个很新的想法，可以引入一个很新的概念，启发整个领域的发展。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风格。华罗庚和陈先生都是历史性人物。

经济观察报：你们这一代中会出现历史性的人物吗？

张伟平：国内现在不好讲，国外很多华人已经在国际上很有地位了，像田刚、刘克峰，在国外都是很受尊敬的数学家，在他们的领域都处于很前沿的地位。丘成桐地位更高一些。

经济观察报：你这代人跟更老一代的数学家相比，你们的优势在什么地方？

张伟平：跟最好的不能比。但是总体而言，我们比年纪大的人更放松一些。国内比我们年纪大的，比如一些六十几岁的院士，方向比我们更专一；比我们更年轻一点的，眼界更开阔。越是年轻，受到的束缚越少，在更广的领域对数学有更深了解。而老一辈的数学家会在一个方向走得很深，像陈景润。

经济观察报：性格对数学研究影响大吗？

张伟平：当然很大，有时候你研究的数学会影响你的性格。

经济观察报：你的性格和数学之间怎么相互影响？

张伟平：我这个人比较懒散，不喜欢做很硬的东西，所以往往不能深入。数学要做好的话，在宽广的同时要深入。我想这大概跟国内的环境也有关系，缺少这样的毅力。

经济观察报：丘成桐先生讲，国内教育还是思维本身有巨大问题。

张伟平：也不是问题，因为现在国内教育，还是受传统的影响，就是说读书的功利性比较强，我们都受影响。在国外，一旦选择做学问，都是全身心投入，不想其他事情，没有那些功利心会更好一点。

现在我们当教授，有各种评比，不但要评比学问，你带的学生也要比一比，比来比去大家会受影响。

经济观察报：现在年轻学生的功利心比你们是多了还是少了？

张伟平：我想只有多不会少，他们现在就业竞争更厉害。我自己的学生如果特别好的话，我还是送到国外去，当然我希望他们能回来。有时候我就专门招那些英语不好的，这样他们就不会老是想着出国了。

经济观察报：刚才你也讲现在中国数学还是落后一大步，原因是什么？

张伟平：我觉得原因还是国内在高端做数学的比较少。国内做数学的人很多，但能进入前沿的比较少。如果还说是受“文化大革命”影响，那现在改革开放也很多年了。数学，不是想提高一下就能提高，这跟有些体育运动不太一样，跟奥运会拿金牌不一样。你发表一篇文章，里面必须有一种东西是以前没有的，是新的，否则不能发表，所以很难。很多学生，或者老师，为了出文章，很多小改进和小想法就拿出去发表，凑文章数。这样会完全影响你思考的深入和进一步的发现。正如我刚才说的，在国内长时间深入思考问题的人比较少。

经济观察报：中国是数学大国，数学强国是谁？

张伟平：美国、法国。俄罗斯受经济影响稍微差一点，但一直有很好的传统。日本也很强。

经济观察报：俄罗斯是怎么保持数学强国地位的？

张伟平：俄罗斯有一个传统，知识分子地位特别高，即使经济很不发达的时候，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还是很高。中国不同。当然，民国时候的西南联大教授，或者之前的清华大学教授等地位都很高，陈先生刚到清华大学的时候，研究生还没念，仅仅是一个助教，拿八块工资，吃饭还给补助。

经济观察报：你有没有想过，自己最终能够在这个领域达到什么位置？

张伟平：我不想这个，想了也没用。你要有这方面很大追求的话，还不如在国外待着。我从小就是这样，好像没什么特别大的想法。有一天忽然想当院士，申请一下，结果就当了。

经济观察报：而且很年轻就当了。

张伟平：对，但也有更年轻的。

经济观察报：现在想想陈先生对你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张伟平：他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把我放到海外去。

经济观察报：法国的经历对你的影响很大？

张伟平：当然影响很大。在法国真正能进入状态，事都不想，就是做学问。这是纯粹的学问状态。年轻时有这样一段经历是很宝贵的，什么事情都不想，只想数学。

经济观察报：他的个人品质和思维方式对你的影响呢？

张伟平：就是言传身教，这很重要。

我是复旦毕业的，所以复旦很希望我回去。洪家兴院士很想不通，他说你一个上海人怎么在天津待那么长时间。最后他总结出一点，都是因为陈先生的人格魅力。而且陈先生的魅力整个数学界都是公认的。在数学界，那些数学家都是自以为了不起的人，都是在很难的问题上做出了别人做不到想不到的成就，自我感觉很好。但这些大数学家对陈先生都是交口称赞。

经济观察报：全世界范围内，还有哪些数学家你特别欣赏？

张伟平：太多了。很多数学家把自己交给数学，完全是献身进去。像我那个导师别缪斯，他从法国很好的学校毕业，很年轻就在公司里做了很高职位。后来他说整天朝九晚五的工作太枯燥、太机械化了，要从事科学研究。科学研究中，他觉得数学最简单，用的东西最少，他就做数学。数学中他选了概率，最后他概率已经做得很好了，突然有一天碰到人做几何，他觉得做几何更漂亮，他就开始喜欢几何了。

经济观察报：我不知道你是否赞成科学家对于很多公共事务的发言，像丘成桐对教育体制的抨击。

张伟平：他这种地位可以，但是一般人做没有半点意义。我想他以前也不这样，现在60岁了，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来做这个。他愿意，也需要这样的人，因为在外面可以讲，不受限制随便讲。他的有些观点是对的，但不一定符合中国国情。

经济观察报：中国传统的数学思想对你有影响吗？

张伟平：中国没什么传统数学思想。中国古代的计算，是为了使用目的，皇帝喜欢什么就做什么。纯数学受西方的影响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