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现在，杨师群相信那两个来跟他提意见的女生未必就是举报者，他只是愤怒于这两个强加在他身上的莫须有的罪名，“这不是近似于陷害么？”他还是希望看到真相，他希望有关部门出面告诉他，到底学生举报了他什么，到底他在课堂上说了什么不合适的话。如果有可能，他表示愿意好好和这两个举报的学生“坐下来谈谈。”他甚至能理解孩子们做这个举动的幼稚，“他们也许压根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这也就是教育的悲哀和社会的悲哀！”

让他稍显宽慰的是，也有他教过的学生在悄悄支持他。一个松江校区的学生专门给他发来邮件，也表示自己曾经和这些去举报的同学一样，“单纯到近乎傻,很少听到异样的声音,很少会去思考似乎确定但充满谎言的事。”

“当她们突然听到您异样的声音时,她们会难以接受,因为这意味着她们先前20年艰难形成的世界观,历史观都充满谎言,她们会难以接受自己生活在谎言里,她们无法接受自己曾经引以为傲的政治成绩,历史成绩是她们愚昧的见证,她们难以接受曾经自己敬爱的老师告诉她们的会有谎言。”“因为我也曾经这样,所以我深深的理解她们.但是她们不知道,人的成长就是不断重新认识世界的过程。”

还讳莫如深的细节

这个事件里面，杨师群到底被举报了什么，有关部门到底是否立案了，这些细节至今讳莫如深。在杨师群的记忆里，学院领导第一次约谈时曾明确指出此事有关部门已经立案侦查。但12月2日，上海警方接受新民网采访时，表示并未发现类似报案，而华政校方则表示事情真相正在调查中。

人文学院一位院领导参与了前述两次和杨的谈话，但他对本刊记者表示不愿对此事作出回应，因为学校规定“这个问题由校宣传部统一回答”。12月3日上午，记者致电华政党委宣传部，电话无人接听，校党办一位工作人员表示，都出去检查工作去了。校保卫处一位吴姓女士则首先表示保卫处没有介入此事，接下来说领导指示一律不接待电话采访。

唯一对本刊记者明确回应了此事的，是主持上述第二次和杨师群谈话的华政副校长。12月3日，这位校领导致电本刊记者，一方面没有否认曾找杨师群谈话，另一方面他认为杨的博客对此事的记载显然有出入。

“你这个事情，先去问杨师群，问他三件事，你拿笔记下来，第一件事情，哪个学生说过他是‘反革命’？第二件，哪个公安机关立案了？第三件事情，是不是那两个女同学讲了？叫杨师群把证据拿出来，问题就解决了！你们报纸在全国有那么大影响，我给你指一条路，先去问他，不要问我，问清楚了，新闻的真实性就有了。如果他拿不出证据来，说明他有问题，不是我有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杨师群这篇博客，是记录在这位校领导和他约谈之前，院领导约谈之后。杨的太太忧心忡忡，她感叹丈夫的父亲和两个哥哥都是复旦、浙大等名校教授，虽然出自书香门第，但丈夫却大半辈子不顺利。因为受父亲“反动学术权威”的连累，身为老三届的丈夫曾在贵州黔东南地区插队8年，回到上海攻读完硕士已是年近四十，又个性耿直不拐弯，担心他“老了老了还惹出事情来了”。

杨师群并不太愿意去过多考虑将来的事情，他现在发愁的则是，按照学校领导的要求，以后不能再这么对大一学生讲课，那他还要想办法重新备课，修改课件。法制史研究中心是华政在法学界最负盛名的机构之一，在中心所在地的40号楼，学校给中心每位正高职称的老师安排了一个单独的办公室。这个绿树丛中的静谧之地，拥有古色古香的木质构造，离他家只有区区5分钟，是他最喜欢呆着静静看书的地方。

能在红尘闹市里有这么一个安静的书桌，自觉与世无争的杨师群很感激学校，又忍不住有点黯然神伤，他希望这个意外袭来的事情早点平息。现在的华政40号楼礼堂，是原圣约翰大学的大会堂。每次从这里走出来，杨师群总是忍不住要回头看看这栋楼，正门的墙上左边挂着他安身立命的法制史研究中心的铭牌，右边则是一块孙中山先生演讲处纪念碑，上署：

“1913年2月1日，刚刚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的孙中山先生在这里发表演讲，师生历久欢呼，中山先生在演讲中论述了科学教育的重要性，告诫青年：既有知识，必当授人，民主国家，教育为本。人民爱学，无不乐承。先觉觉后，责无旁贷。以若所得，教若国人，幸勿自秘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