悟到这一层后，柯庆施就开始紧跟了。果然，他的仕途焕发出了青春，从此一帆风顺。1952年10月，柯升任江苏省委第一书记、省政府副主席；1954年10月，调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后兼上海市市长、南京军区第一政委、中共华东局第一书记；1956年9月，在中共八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58年5月，在八届五中全会上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65年1月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任命柯为国务院副总理。这一路下来，可谓春风得意，前途无量。

1957年反右初，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上曾说：“我历来讲，知识分子是最无知识的。这是讲得透底。知识分子把尾巴一翘，比孙行者的尾巴还长。”不久，柯庆施在另一会上对毛讲的话进行了发挥，他说：“中国的知识分子，有两个字可以概括。一是懒，平时不肯自我检查，还常常会翘尾巴。二是贱，三天不打屁股，就以为了不起了。”反右运动中上海至少划了1万五千多名右派。著名翻译家傅雷被打成“右派”，夫妇双双被逼自杀身亡。著名军队作家白桦被打成“右派”并发配到绍兴农村去劳动改造。这两起案子都是柯庆施亲自定的

柯庆施最风光的时候是在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阶段。1957 年10月，“反右”运动的高潮刚过，毛泽东就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 “多、快、好、省 ”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潮。在这年11月毛又提出15年赶上或超过英国的设想。同年12月，柯庆施就在中共上海市一届二次会议上作了题为《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长篇报告，提出要“批判右倾保守思想”，要“好社会主义之大，喜社会主义之功”，“促进建设事业的新高潮”。他还在报告中鼓吹“十五年赶上或者超过英国”等等狂热的胡话。柯的这篇报告备受毛泽东青睐，毛下令1958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即以“乘风破浪”为题，正式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口号。毛又下令《人民日报》转载柯的报告，说是对全国“具有普遍意义”。1958年1月南宁会议上，毛又对柯的这个报告大加表扬，说“北京不出真理，真理出在上海，出在地方上”。柯庆施就是这样揣摩毛泽东的心机，为毛的“大跃进”狂想在全国的推行当吹鼓手和开路先锋。

就在这次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措辞严厉地批周恩来、陈云1956年力主的“反冒进”，警告他们“离右派只有50米远了”。他取出柯庆施的报告当众将周恩来的军：“总理，你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吗？” 周恩来和陈云只有被迫在会上检讨认错的份。会上，毛在讲话中屡称年仅56岁的柯庆施为“柯老”，对柯多次赞誉有加。毛的这种“赏罚分明 ”的动作，使与会者的头脑大大膨胀起来，纷纷表示要当“建设事业的促进派”。陶铸等地方诸侯纷纷表决心说要“学习柯老，赶上柯老”。毛泽东利用南宁会议狠狠打压了一度与他“顶牛”的干部，为“大跃进”的展开扫平了障碍，而柯庆施成了南宁会议最风光的人物。

为了迅速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大跃进的高潮，毛泽东趁热打铁，接着于1958年3月召开了成都会议。会议形成了所谓“多、快、好、省”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其核心是一个“快” 字。毛在讲话中提出要“破除迷信”，又在插话中画龙点睛地说要倡导“正确的个人崇拜”。好一个“正确的个人崇拜”！柯庆施对毛的言外之意心领神会，马上在会上提出一个振聋发聩的口号：“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 为了讨主欢心，作为知识分子的柯氏，这样肉麻的话居然也能说得出口。打那以后，在中共党内正式确立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的地位，这比林彪山呼“万岁，万岁，万万岁”的造神运动还要早几年。于是，柯庆施又为毛泽东立了一大新功。

1958年5月，在全面发动“大跃进”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柯庆施作了关于“文化革命”的发言，重申了大跃进的“豪言壮语”。他说：“在十五年内我国将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超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在文化建设方面我国也将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达到繁荣，人们的精神面貌将大为改观”。柯还把毛泽东的乌托邦设想加以具体化，他说：“那时中国人人都是大学生；苍蝇、蚊子、臭虫、老鼠、麻雀等有害的小东西都将断子绝孙；全国的体育运动员将以万万人计，在世界运动会上项项名列前茅；农村每个生产队、组都有自己的李白、鲁迅和聂耳，都有自己的梅兰芳和郭兰英……”。今天我们看到这些昏话胡话会觉得匪夷所思，但当时毛泽东却听得心花怒放，他对柯庆施如此机灵敏捷和富有“创造性”更加欣赏。毛泽东在几次大会讲话中，屡屡称赞“柯老”，欣喜之情溢于言表。而周恩来和陈云则不得不就前年的“反冒进”再次在大会当众检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