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官员下海的制度性规范越来越多，官员下海的通道已经打通，现在的问题是，下来的官员能否再上去，下海的他们还有没有机会重新上岸？ 曾为公务员法撰写学习培训教材的安徽省政府法制办李兵认为，游宪生提出的下海官员回头是岸重新为官的命题，存在三个小问题：首先是思想上想不想，其次是制度上能不能，最后是道理上该不该。 游宪生说，他不想，不代表所有的下海官员都不想。他说的没错。部分下海官员，无论成功还是失败，在和记者交流时，都曾流露出回头是岸的想法，但他们知道，现有制度下，也只能想想而已。 就“能不能”而言，诸多受访者认为需从两个角度去谈论：首先，下海官员自身有没有重返官场的能力；其次，现有制度有没有为下海官员准备好上岸的通道。 谈到前者，有下海官员举温州市原副市长吴敏一为例说，如果吴这样的下海官员重返政府，应该比过去更胜任。2002年，吴敏一辞去温州市副市长职务，下海经商做职业经理人，先在红蜻蜓集团，后在哈尔滨秋林集团任总裁，综观他的经历，起初研究宏观经济，继而管理地方经济，近来经营集团公司，从宏观到微观，都一一经历过，刚过50岁的他，年龄上也是可以接受的。 论及后者，当过市长助理、地方高速公路公司董事长的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博士后游劝荣说，如果是组织上安排下海的，当然能重返官场，如果是自己执意下海的，而且办理了辞职或者退休手续，目前的制度是不能让他们回头是岸的。过去的确有过做好企业当上高官的个案，浙江重庆也有私营企业主出任副部级高官的例证，但制度层面则无普遍性。 至于说“该不该”，游劝荣说，从法理上看，每个公民都有权利去官场任职，下海官员当然也不例外。可是，要突破现有干部选拔制度，专门给下海官员创设一个新的制度规范，铺设一条重返官场的通道，既对兢兢业业的公务员不公平，也无现实必要性，因为“党政机关总体上并不缺少下海官员那样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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