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行刑成本只是一方面，但不是全部。其实“老病残”这部分人在监狱里的生活医疗，是有国家财政保障的。

新京报：有报道说，你们监狱内有一个患肝腹水的病人，监狱为他花了十多万治疗费，觉得承受不了。财政可以保障吗？

刘：那个病人只是个别现象。

经费有压力，但是压力不大。我们有财政部、司法部的28号文件保障(《关于调整监狱基本支出经费标准的通知》财行［2007］28号)。国家财政拨款，省里也解决一部分，整个监狱基本能保障。我们不会因为钱的压力而有所谓的“甩包袱”。

新京报：那真正的目的是什么？

刘：我们的目的是贯彻国家“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让表现好的老病残人员得到监外执行。这些人年纪大了，要么有病，作为监狱管理者，去关心他们，让他们获得自由，在有生之年回到家里，和亲人团聚。这是一种人道主义关怀，也体现了坚持以人为本的精神。

新京报：有没有其他更现实的考虑呢？

刘：其实我们把服刑人员送出去，成本也很高，风险增大。

新京报：有哪些风险？

刘：早些年，假释用的很少，主要是担心犯人出去再犯罪。但我的观点是，不能因为有风险就不用。

扩大假释，有利于行刑社会化，让社会共同参与进来对犯人帮助改造。可以促进社会的稳定，通过使罪犯逐步适应社会，来提高整个社会的抗风险能力。

“也有服刑人员拒绝假释”

新京报：现在社会上有人故意犯罪以求入狱治病。四川监狱有不愿意接受假释的犯人吗？

刘：有这样的例子，我们只能尽量做好劝说引导工作。

新京报：一些人假释后无钱治病或者无法生存，怎么办？

刘：假释考验期内，监狱会保持和他们的密切联系，一旦知道他们有困难，监狱会帮他们，也会通知当地的民政部门予以照顾。

新京报：过去曾经出现一些假释不当的情形，怎么避免操作中出现徇私舞弊？

刘：我们的提请减刑假释程序要求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刑罚执行部门审查，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然后在狱内公示。重要罪犯和重大案情的，要报到省监狱管理局审核。

在提请法院裁定程序中，也要进行听证。检察机关也会列席评审委员会，平时会深入监区调查了解，全程监督，确保整个程序依法公开透明。

“以人为本也要渗透到监狱领域”

新京报：为什么四川省在这个时候加大对“老病残”服刑人员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力度？

刘：因为四川押犯人数在全国前列，“老病残”服刑人员占全国的比例比较大，“老病残”滞留问题更为突出。

新京报：假释和暂予监外执行在国家法律法规中有明文规定，四川省为什么还要专门出台文件？

刘：《监狱法》从1994年以后一直没有修改，而且缺少具体的执行条例，很笼统。如何贯彻要结合当地实际，所以我们由政法委牵头，监狱局起草，4部门共同行文发出了这个文件。

新京报：国内监狱对实行假释似乎不太热衷，但四川这次力度很大，而且比较高调。

刘：这样的集中清理在国内确实不多，我们在这方面的探索走在了全国前列。

在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社区矫正工作做得比较好，这两年假释也做得比较多了。我想这与我们整个社会的进步相关，以人为本的理念开始渗透到各个领域，也要渗透到监狱这个领域。

它背后体现了我们观念的改变，更加重视人权了。

新京报：有人担心你们只是一时的作秀。

刘：假释工作今后还要常态化，我们正在研究，2009年针对正常服刑人员也要加大减刑假释的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