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西苏区的旷世冤案“肃社党”

一、只因会上错呼口号，团政委等17人被诬为“社民党”受到处决

1931年春节前夕的闽西，气候尚有几分清冷。长汀县南阳“龙田书院”的操坪上，中国工农红军第12军，正在召开一个多数官兵闻所未闻、新鲜而又生疏的纪念大会――纪念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先驱李卜克内西、卢森堡。

大会由军政部主任李任予主持。他操着广东口音高声讲道：“寄(这)个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都是德国人，德国社会民主党就是他两个人创建的。他们积极领导德国的革命运动，成为第二国际的左派领袖。后来，第二国际堕落为修正主义，他们与之作了坚决斗争，在柏林领导工人起义。起义遭到失败，两个人都被反动政府逮捕，遭到杀害，为国际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了生命……”

台下的官兵们对这两个事不相关外国人，听得半懂不懂，只知道这个卢森堡还是一个女性，如果活到今天正好60岁。

李主任的报告结束了，台下的几千官兵，按照时兴的与会规矩，鼓起了掌。出于激情，第100团团部的青年干事吴拙哉，呼地站起身子，伸出右臂高声领呼口号：’“坚决拥护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万岁!”

跟着吴拙哉呼喊口号的只有几十个人，因为这是两句平时不曾听过的口号。对于大多官兵们来说，这事就像风吹行云那样过去了。

第100团的团部政治干事兼保卫干事却坐不住了，找到团政委林梅汀，说吴拙哉喊的两句是反动口号，一起喊的人是“社会民主党分子”。林政委吓了一跳，马上郑重地向对方说：“你不得乱来，这可是了不得的大事。”但保卫干事依旧坚持：“他们不是社民党分子，为什么呼喊社民党万岁?”林梅汀劝说道：“你乱说这些呼口号的人是‘社民党’，那可不得了，要脑壳掉地的!”

保卫干事走了后，林梅汀坐下来，心里被一种说不清楚的情绪紧紧地攫住。他的不安，与当时的政治形势有关，这时的闽西苏区，正处在大规模肃反运动的前夜。

首先是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反对各国社会民主党”的指示，一再发来电令和文件，强调“加紧反对改组派以及社会民主党的欺骗政策”。中央在不久前下发的《中国共产党对目前时局宣言》中指出：“在谭平山的第三党破产后，邓演达的社会民主党又开始发现了，社民党所提出的纲领，就是将西欧一切改良主义的欺骗搬到中国来，反对领导中国革命的共产党，反对中国的苏维埃革命。”根据这种理论，把持中央的李立三，以其左倾的目光，把“社会民主党”看成是中国革命然险的敌人。

来自中央的政策，恰合时宜地成为中共闽粤赣临时省委、闽西特委在党内开展肃反运动，以扭转局势的意念。特委对于前一段时间在军事斗争、土地革命各方面受到的严重挫折，不是从身身的原因去总结教训，而是队左倾观念出发，判断党内、军内混进了“改组派、社民党”，必须来一番大规模的清肃。另一方面，与之毗邻的赣西南苏区，正在如火如荼地打AB团，前不久爆发了惊震党内、军内的“富田事变”，很多人都知道，赣西南那边已经杀了很多的人……

林梅汀想到这些，再也坐不住了，到外面去找保卫于事。可是，他向很多人打听，都说没有看见。林梅汀这下有些发慌了，然而又侥幸地想：“事情不至于有那么严重吧。”只读过3年师塾的林梅汀，错过了一个转瞬即逝的机会，这不但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还由此引发了六七千人罹难其中的旷世冤案!

再说那个年轻的团部保卫干事，因反映的情况未得到团政委的重视，不觉心里有气，又找到了闽西苏维埃政府肃反委员会主席林一株。

毕业于福建集美师范学校的林一株，任过中共龙岩县委秘书、宣传部长。1930年2月，闽西苏维埃政府成立，他担任秘书长、文化部长，同年11月改任裁判部长，12月兼任肃委主席。当他听完保卫干事的讲述后，眼睛瞪得溜圆，神情变得紧张起来，决断地说：“这是严重的情况，马上开会研究!你也参加肃委的会议。”

在临时召集的肃委紧急会议上，林一株的讲话像鼓点一样敲在人们的心上：“我们正要抓‘社党’分子，现在他们自动跳出来了，还等什么呢，我们要以决然的手段，勇敢地扑灭这些反革命!”

与会者的心情紧张起来。近几个月，特委一直为闽西到底有没有社会民主党所困惑，感到这场运动无从下手，而现在“社党”分子突然冒出来了，会议在几近一边倒的情形下作出了立即在第100团肃反的决定。

2月10日，离春节只有7天。林一株亲率调来的一个连，在第100团驻地，首先逮捕了林梅汀。当被棕绳锁住喉咙的林政委，又看见吴拙哉等60多个官兵俱被五花大绑押走时，觉得身子就像掉进冰窟，万分后悔当初没有把保卫干事追回来……

传统的春节喜庆，不能迟缓肃“社党”分子的步履。正月初三，中共闽西特委、闽西苏维埃政府，同时发出两个通告。第一号通告强调了肃“社民党”的重要性，指出：“各地立即根据闽西政府最近颁布的关于社会民主党的罪恶与事实，严密清查这些暗藏活动的反动派，迅速消灭这些最危险的敌人。”第二号通告着重对下一步的清肃斗争作出布置：“对‘社党’的主要首领，应连同其口供押解到闽西苏维埃政府审理，一般成员由各县肃委会处理。对其重要首领，应当严办，一般成员在公布其行为后，令其自首。”通告特别地强调。“千万不能轻易地处理!”

这两个通告的发布，等于宣布闽西不但有“社民党”，而且还有庞大的组织。

3月2日，正是农历正月十五的前一天，由闽西苏维埃政府召开的“闽西工农兵审判反革命社民党分子大会”，在永定县的虎岗召开。

上午10时，在3000多双焦虑不安的目光中，荷枪实弹的战土押出了一长串绳捆索绑的“社党”分子，走在最前面的是林梅汀。仅仅20天时间，这个团政委已经脱形得让人难以辨认了，浑身?亏垢伤痕累累，昔日英姿不复存在。显然，他受到残酷的折磨。吴拙哉等人都受到了刑讯，有的被铬铁烫烂了胸脯，有的被木杠压断了双腿。

审讯大会开始，在人们屏息凝神的聆听中，担任大会主席的林一株，借助铁皮喇叭筒，发出震撼人心的声音。肃委主席宣布了部分“社党”分子的罪行和职务。

“原100团政委林梅汀，系社民党特委宣传部长；

“原100团长黄洪，系社民党特委组织部长；

“原100团参谋长江桂华，系社民党特委常委；

“原100团团部青年―1：事吴拙哉，系扑民党特委宣传部宣传科长……”

被宣布为社民党重要分子的名单，共有34个。更令与会军民们为之震惊的，是林一株宣布，立即将林梅汀、吴拙哉等17名“主犯”，执行枪决!

不仅人头攒动的会场上出现了不安的骚动，就是被武装看押的60多个“社党”分子，也炸了营，有的被吓得发出惊恐绝望的叫声，有的扭动着绳捆的身子发出愤慨已极的抗议。但他们的行动马上被战士们压下去了。林梅汀的双眼呆瞪瞪地朝前望着，喉咙里像哑巴一样吐不出字来，只是“啊、啊”地叫着，原来林的喉结已被一根细小的铁丝给勒住了，铁丝的两头扭捆在后颈上，一扭动就痛疼难忍，这是他无法呼喊的原因。

会场上的骚动被制止了。林一株接着宣布今后对“社党”分子的惩办原则，概括起来有三条，即三个杀字：一、对已捕获的“社党”分子，凡家庭出身不好的予以处决；二、在“社党”内部担任科长以上的负责者，判处死刑：三、隐藏在党、政、军领导机关内的“社党”分子，也予以最严厉的惩处――枪决。在全场人听得毛发悚然的气氛中，肃委会主席发出森冷庄严的号召：“各地的肃委机关，要继续努力地破获未被发现的‘社党’机关及其党羽。”

林一株的讲话一结束，林梅汀、江桂华、吴拙哉等17人，被行刑队押往刑场，执行处决。刑场设在虎岗3里外的荒山坳。一阵枪声响过，闽西苏区第一批破获的 “社党首领”的灵魂连同躯壳，长留在行人罕至的荒岭上。行刑之前，林梅汀和吴拙哉等人喊起了“打倒社会民主党!”“共产党万岁!”的口号。

可悲的是，这些人直到死的时分，还不知道“社会民主党”究竟是何怪物，而他们恰恰被诬为“社党首领”!

二、林一株毫无根据地宣布傅柏翠为闽西“社党”首领，将“闽西王”从革命阵营中赶走

处决林梅汀等17人的当晚，林一株指挥特行队进行了两次重大行动。首先在红12军的3个团当中，抓捕了40多个“社党”成员，全是排以上连营干部，职务最高者为102团政委卢肇西。接着，特行队逮捕了永定县委书记曾牧春、县委组织部长谢宪球等15人。

卢肇西在闽西算个名气不小的人物。1928年6月，他担任过永定暴动的副总指挥，后来调任红四军二纵队政治部主任，曾被红四军前委派往上海与党中央取得联系，建立了上海至闽西的地下交通线。他既是闽西特委成员，又是中共闽粤赣临时省委委员。

卢肇西首先受到了线香火烧身的刑罚，接着倒悬吊起用藤鞭抽打。他的身上皮焦肉烂，血肉模糊，但他仍旧呻吟着申辩：“你们打死我，我也不是‘社党’。……

两天这后，对卢肇西的再次弄讯，增加了一项新的审问；”傅翠是不是你们的领导人？“卢肇西矢口否认。永定县委书记曾牧春，也在再次提审中被讯问到同样的问题。

尽管卢肇西、曾牧春等人否认傅柏翠是“社党首领”，但在3月6日下午，闽西苏维埃政府发出了第23号通告，公开宣布傅柏翠是闽西“社党”总首领，他的家乡古蛟区是“社党总部”，号召苏区军民与傅柏翠进行坚决的斗争，打。他的身上皮焦肉烂，血肉模糊，但他仍旧呻吟着申辩：“你们打死我，我也不是‘社党 ’。”……

两天之后，对卢肇西的再次刑讯，增加了一项新的审问：“傅柏翠是不是你们的领导人?”卢肇西矢口否直至把“社党”消灭为止。

傅柏翠为何等人物，时年35岁的傅柏翠，福建上杭县蛟洋人，曾留学日本，参加过孙中山的同盟会和中华革命党。回乡后领导民众查清县知事丘嘉谟侵吞公款5 万余元的事实，将这个上杭最大的官绅扳倒在地。1926年，傅柏翠被委任为国民党上杭县党部秘书兼党委，旗帜鲜明地支持闽西的农民运动。次年“四一二政变”之后，他受到了国民党右派当局的通辑。经中共福建省委负责人罗明，与之推心置腹地长谈多次，在罗的晓以大义的感召下，傅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按照省委指示，在蛟洋办起千余人枪的农民自卫军，形成与反动军阀郭凤鸣公开对抗的局面。郭多次派兵攻打蚊洋，均被傅部击退。蛟洋成了“农民的世界，共产党的天下”，傅柏翠被民众誉为“闽西王”。

1929年3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转战到闽西，毛朱联名写信给“闽西王”>，邀他赶来“见面一叙”。傅柏翠在古田的游鱼坝收到信，随即带人连夜赶到红四军驻地。对朱毛心怀仰慕的“闽西王”，与他们一见如故。毛泽东向傅交代了几项任务，其中一项是集中上杭的地方武装，组编为红四军第四纵队，由傅任司令员。同年6月19日，第四纵队配合红四军主力，攻克闽西重镇龙岩。是年9月，傅部又打头阵夺取了400年来无人破取的“铁上杭”。同年12月，已是前委委员的傅柏翠，在上杭古田参加了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

作为深孚众望的“闽西王”，傅柏翠为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创建竭忠尽智，辛劳奔走，立下了不可低估的功勋。然而毛泽东、朱德离开之后，以邓发为书记的中共闽粤赣特委，不能正确地对待傅柏翠，“闽西王”连连受挫。

1930年春，受到苏联大办集体农庄的启发，傅柏翠也要在蛟洋摘集体耕种的试验。特委认为这是破坏苏区的土地革命，并指责傅与共产党对抗。3月中旬，闽西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傅负气不参加，但他还是当选为政府执委、财政部长。傅柏翠因与特委意见不合，不愿就任。不久，特委派闽西苏维埃政府秘书长林一株，来到蚊洋找傅柏翠，要傅抽出一部分枪交特委使用，包括傅本人使用的勃朗宁手枪。“闽西王”勃然大怒，将林轰走，然后写信给特委反对“党霸”。12月初，在闽粤赣省党代会上，邓发与林一株指责傅柏翠“对抗党的路线、违反组织纪律”，开除了傅的党籍。为要削弱“闽西王”的势力，特委将上杭北四区的13个乡的党政组织及其党员干部，一概摒弃在党外。这样一来，党员、群众大有意见了，以至于特委派的干部进了北四区，群众愤怒喊打。特委遂说这些人随傅柏翠“反水” 了。在这错综复杂的情形下，林一株等人驾空闽西苏维埃政府主席张鼎丞，毫无根据地宣布傅柏翠是闽西“社党首领”，并对卢肇西、曾牧春等人搞刑讯逼供，给傅戴定帽子。

以傅柏翠在闽西的实力和政治影响，第23号通告的宣布，让许多军民惊疑交加，大惑不解：“这是怎么一回事?”

闽西苏维埃政府主席张鼎丞按耐不往心头的焦虑，拉上特委宣传部长郭滴人，来到肃委会找林一株：“这么大的事情，怎么能随随便便地宣布?”林一株傲然回道：“什么叫随便，不是经过了特委吗，”

张鼎丞、郭滴人向林一株要证据，林一株高声说：“证据，当然掌握了，要不然怎么会抓人?你说，谁能担保卢肇西不是‘社党’分子?”看见张、郭二人发愣，林一株不耐烦地说：“有问题你们找特委吧。我们肃委会的任务就是肃清一切反革命的改组派和社民党!”说完，竟撇下二人出门而去。

3月下旬，红12军101团及永定、上杭两县的赤卫大队共2500余人枪，由林一株指挥，兵分两路向蛟洋进发，讨伐傅柏翠及北四区的“叛逆分子”。“闽西王”获知军情后，紧急动员北四区的所有干部群众，加上所掌握的部队，组成3000多人枪的军力，严阵以待。林一株不敢贸然开进蛟洋，只在北四区边缘地方寻机作战。这两支原本同属于红军的武装力量，紧张地对峙了10余天，最后以林一株率队退走而告终。闽西特委派兵剿击傅柏翠，将“闽西王”从革命阵营中推了出去。此后傅柏翠离开上杭来到福州，国民党省政府主席方声涛当面委任他为龙岩县县长，被傅拒绝。不久，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中统头子陈立夫，也想把“闽西王”拉到身边，傅柏翠亦不买账。后傅终于与国民党第十九路军的蔡廷锴牵上了线，在其后发生的“福建事变”中，傅柏翠曾热心帮助共产党。

在红军长征以后，“闽西王”回到了闽西，利用他的力量和地位，对红军游击队帮助很大。1949年 5月，他统领2400多国民党军政人员通电起义，投归人民，配合解放军进占闽西。1986年，90岁高龄的傅柏翠重新加入了共产党。傅曾一再地声明：“我不但不是什么‘社党总首领’，而且这个组织也是根本不存在的。”对于这一点，邓发后来在延安也明确说过：“今天来看，闽西苏区根本没有什么‘社会民主党’ 的组织，对傅柏翠和许多的同志，是冤枉了他们。”

这些都是后话。

三、中央4月4日的指示信，打开了滥抓滥杀的大门。在这场红色狂潮中，约有6350余名党政军干部死于非命

时间到了1931年春光明媚的4月。4月4日，王明把持下的中共中央，从上海发来了《中央给闽粤赣特委信――目前的形势和任务》，根据特委刘肃“社党” 的报告，作出了具体的指示：“闽西的社会民主党、江西的AB团及其他地方的改组派等，都是敌人积极地打入到党内和红军中来从事破坏活动。从蒋介石到傅柏翠都有整个的联系和计划的，必须予以最严厉的手段来镇压!”

邓发、林一株等人阅过此信，精神格外振奋。在这之前，他们对于处决林梅汀等 17名“社党”分子、出兵讨伐傅柏翠，心里有些不安。现在，得到中央的首肯，说明他们是干得对的!林一株尤其激动，在其后的传达中央指示的会议上，林一株喊出了“抓尽一切社党分子，杀尽一切社党头于”的口号。

会议结束的当晚，林一株指挥抽调来的一个营，将与卢肇西一道被捕的红12军的 40多个排以上干部，每人用长绳捆住一只手，在火把光的照耀下，由全副武装的战士押着“移牢”。当经过一处僻静的山坡时，突然停下来，宣布对这些人处以死刑。为要节省子弹，没有开枪，一律用马刀砍，用梭镖刺，然后挖大坑集体掩埋。临近午夜子时，林一株亲自指挥一个排，一鼓作气地处决了曾牧春、谢宪球等15 名“社党”分子。

肃委会夜以继日地在行动，不停地抓人杀人。各县的肃委会也不甘落后，掀起了清肃“社党”的高潮。有的地方层层加码，以示斗争的坚决。改组后的永定县委作出规定：“如有各级党部及机关不坚决地执行肃反方针，宜当彻底改造。”“应把反‘社党’工作中表现犹豫的坚决清除出党。”而在实际做法上，只要有人被认为肃反行动不力，或表现出思想上的犹豫，就会被戴上“社党”分子的帽子，抓起来予以刑讯。这使得干部人人自危，被迫表现出积极投入斗争的姿态，以求自保。一时间，肃“社党”成了党政军机关、民众团体一切工作的重心。

运动铺开，各地抓捕的“社党”分子越来越多。按照休一株在虎岗审判大会上宣布的三条惩办原则，起初的半个月，各机关、单位和部队无论抓捕犯人还是处决犯人，都得上报肃反委员会，取得批准。后来要抓要杀的人越来越多，肃委会来不及作出批复，：卜脆下发了一个文件《闽西苏维埃政府第25号通告》，作出了新的规定：“如有迫不及待要先处决的，可以先执行，再补报到本政府追认。”

第25号通告的新规定，打开了滥抓滥杀的总闸门。狂潮起处，人头纷纷落地。被处决的“社党”分子，十有八九是各级党组织、苏维埃政权中的中坚分子，相当部分是闽西各地红色区早期的创始人。不少地方一次又一次地宣布破获“社党”机关，出现的名称由“社党”支部，上升到总部，直至各级“特委”。闽西苏区的最高红色政权――闽西苏维埃政府，35名执委与候补执委，半数以上的人受到牵连。有的正在主持会议，就被突然而至的保卫干部，用一根绳子反捆两臂，锁住喉结，在人们的目瞪口呆中押走。中共龙岩县委，曾三次宣布破获“社党”地下县委；就是一些区乡的少年先锋队，也发现了“社党”组织。

之所以那么多的党员、干部被打成“社党”分子，主要是根据口供抓来的，抓来就审，以刑逼供，然后按口供再抓，越抓人越多。判定“社党”分子没有明确的界限，按照特委的文件规定，一些平时工作上犯有错误，或者消极落后的干部，一概可以视做“社党”分子。正如特委在“特字一六二号”文件中规定的那样：“这些分子，虽然不是社党成员，但实际上是社党的表现，是社党发展的对象。”左倾到了极点的肃反路线，有如一张疏而不漏的天网，只是需要，什么人都可以收捕其中。

中共永定县委，是处决曾牧春后改组的，由原县委常委、秘书长张觉先代理书记。张主持县委工作正好25天，就被县肃反委员会主席在全县的党团联席会议上宣布是暗藏的“社党”，就被逮捕起来。同时被捕的还有县委常委、组织部长郑世明等13名干部。这些被破获的“社党永定县党部”成员们，只在临时牢房里关押了一夜，每个人“过堂”一次，翌日上午一处山野荒地就成了他们的归宿。一个代理县委书记，竟由一个县委属下的肃委会主席主宰了命运，在“肃反中心”论指导下，当时政权混乱情形，由此可见一斑。

中共杭武县第五区的区委书记伍超然，没有及时按照县肃委发来的名单抓捕“社党”分子，第二天下午就被赶来的特派员下令逮捕，被抓的还有区委的主要干部 12人。第三天上午，第五区举行公审大会，集体处决这个升格为“社党杭武特委”的成员们。根据杭武县肃委会1931年6月1日编的《革命法庭》记载，这 12个干部都是20岁左右的青年，最小的才16岁。

滥抓滥杀的红色狂潮，冲击着闽西苏区的每一个角落，引起党内外干部、群众的极大恐慌，不少的干部被迫避居山林，有的村庄的农民也集体逃离；至于红军部队当中，有的战士害怕突然间灾祸临头，相邀开小差逃走；还有些地方的干部在忍无可忍的情形下，被迫进行武装对抗。

杭武县第三区，因为没有在讨伐傅柏翠时跟着去打北四区，从区委书记何登南、县赤卫大队直属的三大队政委陈锦玉，到一些乡苏维埃干部、赤卫队战士，共有 200多人被指控为“社党”分子，拘押于县苏维埃政府所在地白砂镇。暂时没有被抓的大队长李真、副政委张纯铭、副大队长邱子庭等人，眼看着这么多的同志、战友，将要背上“社党”分子的黑锅做死鬼，大家又气又急，就扣押了专门检查肃反工作的肃反委员会副主席罗寿春，强硬地逼迫他手写了释放关押在白砂镇的 200多名“社党”分子。拿到条子之后，李真指挥第三大队围住了几处临时牢房，迫使守卫人员放出了这些人。

中共闽西特委在获知这一消息后，认定是一场“社党”发动的反革命暴动，立即调集红12军一个团开赴杭武第三区，消灭第三大队。5月29日，被包围的第三大队除少数人突击逃走，大部分被缴械拘捕，前几天被救出来的人也多数重新被捕。6月1日，特委召开紧急会议，作出决定：“对于已经归捕的‘社党’分子，应多方设法审讯，以破获其整个组织，同时要很快地处决!”(见于《中共闽粤赣临时省委关于杭武第三区事变的决议)

巨大的灾难降临了。路边的许多群众心房在颤抖，在痛苦地流血。他们闭上双眼，不愿意目睹那悲惨的一幕：李真、张纯铭等第三大队的干部，包括许多战上，被武装押送到村埂外的山脚下，从那儿传来了一阵阵枪声……

红色狂潮的猛烈荡涤，使得闽西苏区元气大伤，损失极其惨重，究竟有多少党政干部和红军官兵蒙冤而死，历史档案没有留下确切的记载，只是在上世纪80年代，经过各级组织和民政部门的调查核实，才大体有了一个数字，即能够统计到的有姓名的受害者、牺牲者，计有6352人(见于1986年5期《党史通讯》中《闽西“肃社会民主党历史冤案已平反昭雪》!

从保留下来的历史材料中，可以看到当年“印记”。中共苏区中央局于1932年2月19 日，在给闽粤赣省委的信中讲道‘：“这一非常事件，给闽西党的创伤是严重的，党员人数由原来的8000人减为5000人不到。”闽西团特委1931年7月 12日在给苏区团中央的报告中，也讲到团组织陷于瘫痪的情状：“全区30个区委中，只有1个区委能勉强维持工作。团的组织生活及中心工作任务，发生极大的困难。尤其是新干部幼稚，一切工作秩序都错杂无绪。” 、比各级党政组织解体、涣散更为严重的是，在面临国民党军队第三次“围剿”的严重敌情下，大批红军指战员在清肃运动中无辜受害，致使战斗力严重削弱。中共闽粤赣特委于1931年5月1，日给永定县委的信中，不能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红12军在这次清肃之后，内部的确万分成问题，战斗兵的减少，指挥员的缺乏，以及士气勇气的减低，这决不是东拖一下西拉一下可以解决的。”由于红军力量的削弱，国民党军队加紧了对闽西的进攻，苏区的红色政权由原来的48个区，锐减到22个。

四、闽西的“肃反”受到严厉批评，“灾星”林一株受到严惩。周恩来抵闽西后，全力纠正肃“社党”的错误

7月中旬的闽西，正值盛夏炎热，中共闽粤赣特委的人事有所变更。7月8日，特委书记邓发奉调瑞金，其职务由卢德光接任。7月12日，从上海绕道香港再抵闽西的卢德光来到永定。

张鼎丞、郭滴人等人，包括下来检查工作的闽粤赣省委组织部长罗明，敏锐地意识到一种转机的到来。他们分别找卢德光，介绍苏区肃“社党”的情况。卢听了他们的反映，又到了各地察看，强烈地感觉到大规模的肃“社党”运动给苏区带来了严重的危机，造成了深重的灾难。他感到愤怒，用两天的时间向中央写出了反映闽西肃“社党”情形的报告。7月18日，卢德光主持特委会议，作出一项重要决定：撤销肃反委员会，成立闽西苏维埃政府政治保卫处，以郭滴人为处长，林一株降为副处长。

随着改制的各县政治保卫局，接到了上级的通知：今后不可随意处决“社党”人犯地不可再凭审讯口供抓人，抓人须经保卫处批准。

犹如溃倒的堤坝得到了修堵，拦住了汹涌的水流，滥抓滥杀的现象得到遏制。不久，更大的转机接踵而至：8月下旬，中央给闽西发来了指示信，对闽西如此大规模地清肃“社党”，表示了非常的惊讶和不满，严厉批评闽西的肃“社党”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扩大化、简单的惩办主义和依靠刑讯三大错误。这是人们所看到的第一个对闽西肃“社党”持全面否定的文件。

此时党中央对闽西肃“社党”的态度与以前大相径庭：4月4日中央在给特委的指示信中，是“采取最严厉的手段来镇压”，这究竞是怎么回事呢?

这时候的中央，有一个谁在主持各苏区肃反工作的问题。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两个多月内，打着“执行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旗号而上台的王明中央，是由共产国际代表米夫通过王明、向忠发等人，实际操纵中共党的。因此，4月4日发给闽西的指示信，带上了比立三路线还要左倾的印记。时至1931年6月，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分工有所变动，周恩来重新主管军委，情报、通讯、锄奸都归属于他。中央于8月下旬发给闽西的指示信，正是周恩来依据了卢德光的客观翔实的报告而写的。

中央的来信，使闽西苏区情况突变。9月28日，正在睡觉的林一株突被叫醒，保卫处的行动科长与4个战士出现在他面前。科长说了一句“上级决定审查你”，战士们便毫不客气地给他穿上棕绳“马甲”。同是这天晚上，原肃委会副主席罗寿南、闽西苏维埃政府文化部长张丹川、劳动监察部长熊炳华等8人，分别由保卫处逮捕。

9月29日上午，闽西苏维埃政府发出第97号通告，宜布林一株为闽西“社会民主党”的特委书记，张丹川、熊炳华等人均系特委成员。

又是一声炸雷落地，将军民们震得目瞪口呆：原来杯一株几个人才是隐藏在革命队伍内的社会民主党头子!难怪，这些穷凶恶极的反革命，杀害了我们那么多的同志，还留他干什么，为许许多多冤死的同志报仇!越快越好!特委书记卢德光不管走到哪里，都有人围住他发出泣诉和呼吁。

罪恶累累、民愤极大的林一株，到底难逃罪恶。在他被捕的第3天，被插上了“社党”万恶分子的字牌，押到野外伏法。与之毙命刑场的还有罗寿春、张丹川等8人。他们是背着同一罪名赴黄泉的。

将林一株等人从速正法，对于稳定肃反造成的混乱局面，安抚义愤难抑的民心，是有必要的。但是宣布林等8人为“社党”首领，同样是毫无根据的罗织罪名。地主家庭出身的林一株，个人品质恶劣，政治上野心勃勃，为要达到个人的卑鄙政治目的，利用肃反大权为非作歹，这是事实，但给他戴上那样的罪名，却是错误的做法。其实，他哪里又是什么“社党”的特委书记呢?

处决林一株，并不标志着闽西苏区肃“社党”的运动彻底结束。在各县的政治保卫局，还关押着不少的“嫌疑犯”，等待处置。另外，对于这场死了那么多人的政治运动，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说法?如何做好善后工作，这些问题都摆在那儿。卢德光与张鼎丞、郭滴人等人，为此多次计议过，打算开完全苏“一大”再说。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张鼎丞和郭滴人都是代表。会议结束的翌日上午，两人结伴来到沙洲坝元太屋，看望已经是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

由红军总政委出任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见到闽西苏区地方党的两位领导人，非常兴奋，拉住两人的手问长问短。话没有说多久，毛主席将心中挂记已久的事提出来：“听说闽西的肃‘社党’搞得蛮厉害，现在是怎么个样子?”

张鼎丞、郭滴人正是带着这个问题来向毛泽东讨教的，不由地向他详细诉说起来。

毛泽东听完张、郭的感情沉痛的汇报，不由地神色黯然，喟然长叹，沉声而道：“太可怕了，这样地搞，不等敌人来打，我们自己就要垮台的。这样所谓的斗争要立刻停止，马上放出那些还在关押的人!”随后，毛泽东问起傅柏翠的情况，并说：“像他这样的同志，应该团结，尊重，决不能往外推，他留在闽西，作用会更大的，可惜呀!”

在临别之前，毛泽东批了500元银洋给闽西，用于善后工作，抚恤被害同志的家属。

张鼎丞、郭滴人回到闽西后，在特委的支持下，以闽西苏维埃政府的名义下发文件，指示各县的政治保卫局，五条件地释放所有被关押的“社党”嫌疑分子，坚决停止抓人。各级苏维埃政权要对被害人员的家属予以抚慰，挤出财力加以抚恤。随后，特委与闽西苏维埃政府联合组织了6个工作组，来到各县督察这项工作。

闽西苏区对肃“社党”严重失误的自我纠偏，很快地得到了一位“中央大员”――前来就任的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的支持。

周恩来是1931年12月上旬离开上海的，于12月18日到达长汀。一路上，他与沿途护送的人员谈话，与驻地干部交谈，了解到闽西肃“社党”的情况，刘闽西肃反失误所造成的损失及严重后果十分愤慨、焦虑。12月18日在长汀住下来的晚上，他给中央政治局写了一封急信。信中写道：“我进入苏区虽只3日，但沿途所经，已见闽西在解决社会党问题上，造成的恶果是非常严重的。”信中尖锐地指出：“闽西的肃反有许多的失误，靠的是刑讯逼供，他们处理的方法之错误，如中央历次所指示的殆过之无不及。”周恩来在信中讲道：“目前问题已很严重，建议中央作一有力决议指示此间，以便尽快处理这一事件。”

周恩来的“伍豪自中区来信”，转到了中央。中央政治局在经过研究之后，专门针对性地发出了指示信，对闽西苏区肃“社党”的严重失误，再次作了严正批评，指出：“这种错误在闽西苏区已经造成非常严重的现象，若不及早纠正，闽西苏区的发展与巩固是绝对不可能的。……闽西肃‘社党’严重失误，在于肃社党的斗争不但没有造成广大工农兵群众对于社党的仇恨，对于共产党的热烈拥护，而且反使群众惧怕共产党，使群众对共产党采取了‘敬而远之’的态度，从而造成了人人自危的恐怖现象。”“中央一刻也不能容忍这种错误的继续存在，要求闽西党组织立刻同肃反中的严重错误作最坚决的斗争，最彻底地站在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批评上，检讨在肃反问题上所犯的不可宽恕的错误。”

1932年2月下旬，中共闽粤赣苏区第二次代表大会在长汀县城召开。周恩来在会上传达了中央关于闽西肃“社党”的指示。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沉痛地承认“省委在指导肃‘社党’中犯了重大的指导性错误。没有从阶级力量的刘比上来观察‘社党’，夸大了‘社党’的力量，不相信群众几年来在土地革命中的力量。这就发生了唯心的推测，和肃反中心论，甚至对党员对群众都不敢相信。(见于《中共闽粤赣苏区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1932年3月14日)

至此，曾在闽西苏区汹涌澎湃的红色狂潮，被彻底遏制住了。其后，随着对这一事件展开的各种调查证明：所谓的社会民主党，在闽西苏区根本不存在，纯系子虚乌有!乃是一场完全错误的旷世冤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