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美国货币政策自断后路，将战略被动转换为战略主动

新华网三月十三日电，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再次重申要求美国保持信用，信守承诺，保证中国资产的安全。[1]目前中国仍是美国最大债权国，大约持有七千四百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包括今年一月份中国又增持的一百二十二亿美元美国国债[2]。美国总统奥巴马于十四日表示，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投资者都应对其在美国投资的安全性抱有“绝对信心”[3]，但随即美联储十八日在货币政策决策例会后发表声明决定“大规模定量宽松”，即将再购买相关房产抵押债券和机构债券总计八千五

百亿美元，这使其今年以来购买的相关债权额达到了一点四五万亿美元。同时，美联储在未来半年将购买总额三千亿美元的长期国债，以降低房贷和其它消费信贷长期利率，这是美联储四十年来首次购买相关金融产品的举动。[4]这一消息的宣布使得已大幅下跌的美国长期国债上涨了近10%，但这并不能够阻止由于政府大量印钞而迟早升高的通货膨胀，导致美国国债的下跌，与此同时美元的贬值也使以美元结算的美国国债价值大幅缩水，因此在美国看来，“即使中国决定出售一部分手中的美国国债，它也几乎不可能大批量抛售。大量出售美国国债肯定会导致美国债市场萧条，从而使中国手中剩余美国国债的价值缩水。无论怎么说，温家宝及它的中国同僚们和我们其它人一样，除了观察、等待以及担心美国经济状况外，对美国经济都施加不了什么影响力。[5]”----显然廉价货币的制造数量完全取决于美国自身的态度。但另一方面，尽管美国为提振投资者信心而不断宣扬它的“新”经济政策，但其本质仍然走不出大规模发行货币和放松信贷的经济怪圈，因此，暂且不论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可能会给美元带来沉重压力，如此的货币政策一旦失去刺激经济复苏的推动力，那么美国又将遭遇一九九�年美国经济大萧条和通货膨胀同时出现的糟糕境况。

那么对于美国而言，究竟缘何走出这背水一战的一步呢？我看来美国此举意含四方面的战略意图。第一，转换在国际经济话语权削弱和货币体系主导地位受威胁的不利地位为有利地位，战略被动为战略主动。无论是中国、日本还是俄罗斯，作为美国主要的债权国和美元外汇储备大国，时刻威胁着美国在国内的货币政策和国际的战略主动权。法国欧盟也同样叫嚣重构全球货币体系和对美元主导地位提出质疑，并在美国的北约东扩问题上表示反对，指出北约问题不仅仅是美国与俄罗斯的对话，“法国和欧洲应该在这一进程中占据应有的地位。”与此同时，法国表示在反导问题上欲与俄罗斯合作，以在欧洲建立应对核武器扩散和弹道导弹发展威胁的反导系统。[6]在此，无论是各国基于债信危机而大规模抛售美国国债或外汇储备，抑或是美元的货币主导地位面临威胁，都是动摇美国强国地位的根本性问题。因此，选择进一步美元贬值和“大规模定向宽松”的货币政策使美元自断后路的同时，也为自己找回了全球战略和货币经济的主动权。

第二，通过美元贬值和低利率借贷吸引外国游资对美国的投资，或是美国的对外投资者返回国内，从而刺激美国经济、拉动国内消费，同时在国家贸易上提升了竞争力，减缓贸易逆差。但另一方面，如果国际游资无法在美国获得足够高的回报，那么将撤出美国市场对美元汇率造成进一步打击。因此，在就中国对美保有的贸易顺差问题上，预计美国将会再次重演克林顿时期的对华外交政策，尤其是在中美双边贸易问题上采取增加摩擦、大量制造对华倾销诉讼、进行贸易制裁、提升保护性关税等政策手段。事实上，美国政府一直声称人民币汇率太低，甚至无论是美国财政部还是《华尔街日报》都认定，“实际上，按照任何一个客观的标准来看，中国就是一个汇率操纵者。”[7]显然，美国是在以自身美元的贬值作威胁，以期人民币的升值，这就如同廿世纪六十年代日本对美国首次出现贸易顺差后，美日贸易摩擦持久拉锯和越演愈烈，最终导致广场协议的签订、日元被迫升值和九七年亚洲金融风暴中“失去的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