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浩／中国是世界上收入最不平等的地方之一吗？有时候真有点这种感觉。上海的街头，似乎一夜之间冒出很多外乡的少年，在红绿灯的间隙，穿梭在拥挤的车流中，向宝马、奥迪兜售小商品。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似乎就以城市的桥洞为家。在非洲和拉美一些国家的首都，这是司空见惯的景象。

而在上海，这种情况在过去是非常少见的。但是，他们的存在仍然令人记起，还有8,000万中国人生活在国际贫困线之下。在当前经济低迷的景况下，可想而知，他们的生计将更加艰难。一种普遍接受的观点认为，过去30年的经济增长，是以收入不平等拉大为代价的，尤其是城乡之间的收入不平等。

根据官方数据，中国基尼系数（用于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分析指标）从改革前的0.2-0.25上升到0.45。一些中国学者认为，实际基尼系数可能还要高过这个数字，接近拉美国家的收入差距水平（拉美国际基尼系数一般为0.6-0.7）。胡温政府在执政之初，就将城乡收入差距视为中国最大的问题之一，并一直致力于通过刺激农村地区的内需来扭转这种失衡局面。但是，也有学者对这种观点提出异议。我们将介绍关于中国收入不平等的争论。

没有“过去的好日子”

有人说，毛泽东时代是收入平等的时代，真是这样吗？在那个时代，农村家庭通过参加集体化农业劳动，根据对集体的贡献大小（工分）分配得到相应收益。公社医院和赤脚医生提供免费的基本医疗保障，实行义务教育。这样，在同一个村子内部，农民得到大致相同的收入。由于中国南北气候土地差异很大，耕种高质量土地的农户的收成就会好于土地贫瘠的农民，所以不同村之间收入差距较大。

有人估算，某些村的农业收益是其他一些村的6倍多（当时的数据不足以估算基尼系数，但明显体现了收入的不平等）。在毛的时代，大多数城市居民有固定工作。从单位领取工资和劳保（以及分配住房），享受医疗教育等待遇。城市就业者的收入基本相等，不同城市之间的收入差距很低。

不过在上世纪50年代，由于禁止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农村地区缺乏工业，全国大部分农副粮食市场被关闭，意味着农村人口整体上比城市人口更为贫穷。据托马斯・罗斯基估算，这一时期城乡收入之比已高达5或6倍。所以，改革开放前中国是收入十分平等的社会主义天堂的神话或许可以被打破。当时不仅经济基础薄弱，百姓生活贫困，而且也有收入差距。

1980年代以后的变化

中国社会在1980年代以后发生了深刻变化。市场经济的实行意味着，资本、技能、一个好的创意、或者有能力获得某个执照，都可以迅速地增加个人收入。没有这些条件的人日子不太好过，特别是国企打破铁饭碗，取消福利分房、社会保障和其他补助之后。在准市场经济中崛起的国有企业的职工收入得以增长，未能适应新形势的国企职工的工资降低，其他福利消失。因此，城市内部收入不平等随着整体收入增长而被拉大。多伦多大学经济学教授Dwayne Benjamin与其合着者的估算（参见‘Income inequality during China’s economic transition’,与Loren Brandt, John Giles，Wang Sangui合着，2005年7月），1987-2001年期间，中国城镇平均收入以约6%的速度稳步增长，同时基尼系数也由0.22上升到0.34。

在农村地区，土地承包到户之后，勤劳的、擅长务农并获得了肥沃土地的农民有机会创造更多收入。乡镇企业家和奔赴城市寻找机会的农民兄弟也得以改善经济状况。这种情况自然导致了收入差距拉大。但同时，农民工和粮食市场的发展意味着，土地的质量如何，对于决定农民收入的重要性降低。这也就意味着不同农村地区间的收入不平等在下降。90年代初期农产品价格上涨使所有农民受益（同样90年代末，粮食价格下降也伤害了所有农民的利益）。

世界银行的学者Martin Ravallion和陈少华的研究发现，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农村人口比例从1980年的76%下降到1987年的22%（参见‘China’s (uneven) progress in poverty reduction’,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82 (1), 2004)。但在这之后，减贫方面的进展陷于停顿。农村地区整体收入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得到增长之后，保持平缓态势。1987年16%的农村家庭收入不足农村平均收入的一半。1995年，这一比例降至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