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为什么最坏者当政？

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里专门写了一章，题目就叫“为什么最坏者当政”。他写道：“我们很有理由相信，在我们看来似乎是构成了现存的极权主义制度的最坏特点的那些东西，并不是偶然的副产品，而是极权主义迟早一定会产生的现象。着手计划经济生活的民主主义的政治家很快就会面临这样的选择：是僭取独裁权力，还是放弃他的计划，而极权主义的独裁者不久必定会在置一般的道德于不顾和遭受失败之间作出选择。正是因为这个缘故，那些无耻之徒和放荡不羁之人，才在一个趋向极权主义的社会里有更多的获得成功的希望。”[17]哈耶克这里讲的还是那些“着手计划经济生活的民主主义的政治家”，中共本来就是极权主义政党，所以在其内部，这种“最坏者当政”的趋势就更明显更强大。共产党用强力推行其“大跃进”的“伟大理想”，其手段之恶劣野蛮，使得在共产党内部的善者进退两难，而恶者则如鱼得水。由于这种理想本身的谬误，很快就招致惨重的失败。这样一来，共产党就面临重大选择：要么老老实实地承认错误，承担罪责，这就很可能导致一党专制的瓦解；要么强词夺理，以错为是，甚至变本加厉，如庐山会议那样；或者是，在维护专制权力的前提下对政策作出有限的调整与改革，这就必须维护和加强党的高度统一，一方面文过饰非，继续以谎言欺世；一方面展示铁腕，震慑与镇压一切敢于揭露其罪恶和挑战其专制权力的人。显然，这种事只有坏人干起来最得心应手，最容易取得主动；但凡还有良知者只能三心二意地勉为其难，所以就沦为附庸。于是就形成了最坏者当政的局面。

不可否认，共产党内也有好人与不太坏的人。但是在共产党内，好人总是吃不开，好人总是被坏人“绑架”。坏人做了坏事，官逼民反，好人要维护党的统一，要维护党的权力不容挑战，就必须维护政治高压以震慑人民，就必须替坏人背书，就必须默许甚至支持坏人对民众的镇压。这样一来，好人就和坏人同流合污了，变得和坏人相差无几。毛泽东之所以能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赢得主导权，说到底，就因为共产党是这样一个将党的利益与权力奉为第一原则的政治集团。有了这个第一原则，挟天下以奉一党就顺理成章了。这就是中共在铸成饿死3,000多万人这一大错之后，罪魁毛泽东居然可以继续名正言顺地当“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因为这是极权主义的逻辑使然。

4、目标转移与价值替代

1962年6月刘少奇与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边谈话后，“回来感到压力很大”。可以说，这种压力来自于他有种被毛泽东“绑架”的感觉。他本来希望毛能接受其他政治局常委们的意见，改得再彻底一些，但是被毛坚拒；到头来他还只有依着毛，所以心情很沉重。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提出“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 ”这些说法，刘少奇不管是否情愿，也必须紧跟附和，因为要维护党的权力，要加强可能被弱化了的镇压机器的威慑力。正是通过这种“绑架同船者”的手法，毛泽东终于重新站稳了脚跟，但也仅此而已。这和他4年以后发动“文革”以后享有的绝对权威还相差很远。那么，毛又是做了哪些事使自己到达权力顶峰的呢？这就是目标转移与价值替代。

毛在“七千人大会”上不得不做了些许轻描淡写的“自我批评”。但他仍然保留了党主席和军委主席这两项最重要的职务。更具实质意义的是，毛依然被尊奉为中共的“教皇”。在凭藉意识形态统治的共产党国家，谁在意识形态上占据正统地位，谁实际上就拥有最高权力。刘少奇一派人或许认为，既然他们已经掌握了处理实际工作的大权，既然毛泽东的错误在中共高层内部已经是心照不宣，那么，他们今后有望借助于自己在党政体系内的某种实力约束毛泽东的恣意妄为。

还在1961年，毛就被迫放弃了有关“三面红旗”的一系列激进政策，但是他依然坚持保留了“三面红旗”的口号。此举绝非无关紧要。从表面上看，毛不过是在悄悄地纠正错误的同时力图使自己保全面子；然而，正是凭藉着这个似乎已被抽空的“面子”，毛对外维护住自己一贯正确的神话，并为日后的反击预留下了重要伏笔。接下来，毛做了两件事。除了重提“阶级斗争”之外，他又发动了“中苏论战”，摆出一付要争当国际共运龙头老大的架式，这既给“三年困难时期”积下的民怨找了个出气筒，又刺激与迎合了中国人那种虚妄的民族主义情绪，故而赢得了党内的附和景从。再接下来，毛号召“学雷锋”，批判文艺“毒草”；以后又提出“ 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的口号，在城乡展开了“四清运动”。更重要的是，和这些运动相伴随的，是毛开始将自己打造为“神”，重要步骤之一就是发动了规模越来越大的“学习毛主席著作”活动－－在这一点上，林彪控制的解放军扮演了重要角色，林也为自己的坟墓掘下了第一铲土。毛的这些心计没有白费，因为通过这些活动，终于在广大民众、尤其是在青少年的心目中，树立起毛泽东的无与伦比的伟大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