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武铉以“人权律师”起家，在竞选中高举“实现新旧交替，打破旧政治和特权政治”的大旗，上台之初标榜清廉 。而陈水扁由“三级贫民”家庭走进台湾大学法律系，由律师步入政坛，在“美丽岛事件”中崭露头角，“反黑金”的口号所向披靡，年轻人视陈水扁为偶像。

如果再将韩国与中国台湾地区作一比较，不难看到卢、陈两人所处的历史背景也颇相同----都是“东亚四小龙”，在独裁统治中实现经济起飞，政商勾结，钱权交易盛行。尽管都摆脱了独裁，政党纷争却从未停息，政治领袖也走不出盛极而衰的轮回。

卢、陈都是从他们的下属或亲友的案子打开缺口，才逼近他们本人----从这一现象中，我们也能看到东亚的血缘传统在政治生态中的作用，似乎一涉及到亲人的利益，领导人的责任感和道德感就崩溃了。

都是通过选举上台的，他们执政的每一天都面对着反对党和充分享受新闻自由的媒体----对卢、陈的争议和指控都开始于他们在任时，但都是在他们卸任后才受到查处。

那么，说到底，问题的症结之处， 还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为什么监督在亚洲地区就难以实行？

这似乎印证了亨廷顿的民主观点----第三世界国家实现现代民主的过程中存在的最大问题是，一旦公权力实现比较开放的竞争之后，对权力自身实行有效的监督，往往就成了最为棘手的问题。

客观地说，卢武铉的自杀在揭示了韩国民主有待完善的某些软肋外，同时也昭示了民主的益处----假设韩国依然继续全斗焕时代的集权方式，经济依然发展，那么，从全斗焕、卢泰愚到卢武铉的黑金腐败会暴露吗？应该不会暴露在司法调查下，最多暴露在民众的嘴巴上。

“卢武铉门”所涉嫌的问题金额，充其量是600万美元，且来自名不见经传的制鞋商所贿，与过去那种源于大财阀、动辄数亿美元的政治黑金已有程度上的很大差别，但纵然如此，仍难逃舆论和法律的追究。

卢武铉自杀后，一些中国媒体在评论中谈到了道德压力，不少公众赞赏卢武铉表现出的知耻意识。看来这一事件引起中国民众的广泛关注，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由于卢武铉卷入了腐败案，而是他的自杀体现出的耻感文化。

更多的是，民众对官员道德压力的缺失深感担忧----卢武铉的个人羞耻感，让他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最高的代价，但是，当一个国家绝大多数人，甚至掌握权力的阶层，都缺失羞耻感的时候，仅仅是个别人的羞耻感有用吗？

韩国司法部门在卢自杀后又突然宣布停止调查----其人已逝，罪与非罪的法律之辩，或“保守”与“改革”之争，接下来也许会先让位于东方民族的义礼人情。

这似乎代表自杀可以换得尊严和宽恕。台湾地区的《中国时报》刊发了一篇评论称，肯定卢武铉自杀，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负面教育，我们探讨腐败的时候，应该集中关注于“如何透过公正的司法体制，将相关弊案厘清并予正确判决，让犯罪的人得到应有的惩罚，给人民一清楚的交待，还给人民公道”。

寄希望腐败分子的自我反省和良心不安，实在是一种无力的一厢情愿。治疗腐败的最好方剂还是法律和公开透明，这也是形成道德压力的最重要的基础。事实表明，仅仅靠道德压力而不是法律程序，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