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978年5月，我正式得到法院平反的裁定书。俞强声们对我再没有威胁了。除非再来一次“文化革命”。 俞强声请假说乳母病重 以后听说俞强声被调到安全部，再以后，就是他叛逃的消息了。 巧得很，我后来遇到了一个很熟悉他的人。那人说，俞强声有一天请假，说是自己在平山老根据地的乳母病重，他要去看看。到期他没有回来，大家也不奇怪，因为那个部门的人本来就不太过问彼此的事。但几天后有一个重要的会要通知他参加，联�M不上本人，就找他妈妈范瑾。范瑾听说后立即对来人说“坏了 ”，因为那个乳母早就去世了。再查，俞强声已经通过香港到了美国。 往后的故事就是报刊上公开谈论的那些。 想起俞强声，我最感慨的是他的可怜。他要革命，要进步，已经到了大义灭亲斗自己母亲的地步；他不择手段要将我们这些当时还是中学生的孩子打成 “反革命”，“叛国分子”，毫不留情，哪怕他认识其中的人；他不会不明白天安门事件的参与者真正目的是什麽，但他毅然选择了镇压一方，并立功；“文革”结束，当权者对他不薄，但他还是选择了背叛！ 他从容不迫选择的正是他当初用暴力强加给我们的罪行。几个家庭因此面临家破人亡，我几乎当他面被打死，后来又几乎被枪毙，前后坐了十年“文革”的毫无人道的大牢。 而他呢？最初选择的是背叛，背叛了他的家庭和群体；最后选择的还是背叛，背叛了他的家庭和祖国。 多麽大的讽刺呀。 除了极端自私，还能有别的解释吗？ 手上沾有无辜者的血，不知道他现在生活得是否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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