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们经过计算，一年多时间以来，每人被雇主克扣的薪水接近100万日元。

让工人们更愤愤不平的是，时常有中国工人被解雇并遣返回国。“有一个叫王双的工友，他日语是我们里面最好的，可以考二级。日语好了就经常要帮着别的工友去说话，就因为说话多，前些天他被开了。理由是他日语不好。”大町总业的另一名中国工人王维庆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杨广被解雇的理由同样是“日语不好”，可实际上，他也是因为日语好而主动替5个工友说话----他们的下班时间本应该是6点40分，而课长给他们记录为6点30分。“就差几分钟，200日元（约合人民币15元）的加班费没了。”

与课长争执之后，杨广扔下一句“我不要了行不行”。没想到几天后，他接到分店店长的通知，调他去总公司工作，第二天一早启程。

杨广隐隐地预感到不妙。他立即给东京华工会的吴晓亮打电话，而得知第二天，仙台机场正有飞机飞往大连。

一旦被解雇遣返，别说加班费拿不到，自己在国内劳务输出公司“大连国际合作公司”的3万元押金恐怕还有损失。他当下与吴晓亮和在总公司养伤的工友王维庆商议，一旦有问题，机场救人。第二天，躲在一旁的王维庆不但看到了杨广的手势，还看到了公司三人将杨广强行押进车里。于是，他立即给吴晓亮打电话，而吴晓亮从东京火速赶往仙台机场。

“好不容易找到组织了”

10月18日，在大町总业总部所在地，宫城县多贺城市的市民活动支援中心，劳评会仙台支部召开了支部会议，和中国工人、东京华工会代表一起，讨论“战斗策略”。

会议决定在10月24日和25日召集工会成员集会，在公司门口喊话，并在公司门前和临近地区派发传单，包括与公司有业务往来的生意伙伴门口。如果这些举措均无效果，则考虑到地方劳动部门申请行政命令让公司与工人对话。“不到万不得已，我们不会考虑罢工。”东京华工会执行委员长吴晓亮说。

总体而言，日本的工会在与资方谈判时态度相对温和。据日本厚生省统计，截至2008年6月，尽管日本共有2.7万个单一性质工会，工会成员数为1006.5万人，罢工却并不常见。

但中国工人们已有点不耐烦了，“我们一直要求罢工，或者到县政府门口去闹一下，但工会不让我们这么做。他们说要走程序。”

工人们的情绪部分也源于签证----他们当中有很大一部分人签证将于明年1月到期而必须回国。但资方现在的策略就是拖延，这让工人们感到焦虑。东京华工会的吴晓亮向工人们表示，若纠纷不能解决，将帮助工人们申请签证延期。

实际上在1980年代以前，日本工会中基本上没有外国工人会员，因为那时在日本的外国劳动力人口很少。但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非正式雇佣工人增加，新的工会类型“社区工会”开始面向所有地区、所有职业、所有类型的劳动者。

这次纠纷中，中国工人们最先试图向中国中介公司寻求帮助----毕竟工人们需要向这种劳务输出公司缴纳一笔不菲的“管理费”，杨广所在的大连国际合作公司收取的标准是每人每月1万日元。可是中国中介公司的负责人告诉他们，去找日本当地接收他们的劳务公司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