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在天华大队的调查，也遇到了一些矛盾斗争。这就是发生在大队总支书记彭梅秀和刘少奇之间的冲突。文革后的官方文献中，趋向于将此事件轻描淡写，可能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刘少奇和当时长沙县委在此问题上的矛盾，比如刘少奇的秘书刘振德和长沙县委就对彭梅秀的褒贬程度不一。有关文献记载，刘少奇发现天华大队的一些问题并着手解决时，大队总支书记彭梅秀和刘少奇产生了对立情绪。刘少奇的调查显示彭梅秀有讲大话、搞浮夸、欺上瞒下、压制民主的错误。而彭梅秀则公开对国家主席发表不敬的言论，说：“刘胡子不是来抓生产的，是来找岔子的。”一次刘少奇正在同工作队谈话，彭梅秀在外面大声叫骂，刘少奇只是微微一笑，若无其事地继续谈话。在离开天华大队那天，刘少奇找彭梅秀作了最有一次谈话，说：“我作为国家主席，是领导；作为共产党员，我们都是同志。我这次到这里来，群众都说过去大队工作有成绩，有一些好的经验，同时也给上面，给你们大队总支，包括给你提了很多批评。我看这些批评很正确。”据记载：“彭梅秀同志坐在慈祥的刘主席身边，又激动、又愧悔。她诚恳地作了

自我批评，衷心感谢党组织，感谢刘主席对她的教育和帮助。”“后来，彭梅秀同志愉快地服从党组织决定，调到黄花公社担任党委副书记。她仍然积极地为党工作，一年后被可恶的病魔（淋巴癌）夺去了生命。”

这件事，刘少奇在不同场合的讲话中反复提到（如：《在河北地委书记座谈会上的讲话》（1964年7月2日）、《在华东局、上海市负责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64年7月1、23日）、《在湖南省直属机关及地市委负责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64年8月10日）、《关于社会主义教育问题和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问题的报告》（1964年8月1日）），内容大同小异，我们从中可知：虽然刘少奇这次调查活动号称不要领导人陪同，但实际上湖南省公安厅派了几十个人的武装队执行保卫工作，带着枪，用刘少奇的话讲，“声势浩大”⑨。说刘少奇（及其夫人王光美）这次蹲点调查兴师动众不为过，除了刘少奇叫县长带一个工作组去扎根串连之外，中南局、湖南省的主要头面人物陶铸、王任重、张平化以及胡乔木都专程前往天华大队。⑩作为一个小小的大队总支书记的彭梅秀，也真是长了反骨，不仅当面和国家主席发生冲突，（刘少奇在讲话中愤愤地说：“我是国家主席，带着武装队去，都要赶我。”[11]）而且在阵容强大的官僚的压力面前也没有屈服，刘少奇派省委一位处长找她商谈，她避而不见。事后，刘少奇派了省妇联主任易湘苏去做彭梅秀的思想工作。

有关彭梅秀被调动工作，以及后来病逝的情况，官方文献没有详述，这里参考文革运动时期发表在群众组织报刊上的一篇调查报告所提供的信息。根据这篇彭梅秀的爱人万国华口述的报告，彭梅秀被调动工作是出于刘少奇对彭进行打击迫害，而彭梅秀的病逝，省、县的领导人负有一定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