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选说，中国人不接受这样的和解，又能怎样？看看残酷的现实吧，中国的受害者一个个死去，活着的时候他们没有得到无论是来自中国的还是日本的任何抚慰和救济，难道还要他们抱着心中的怨恨死去？中国对日诉讼进行近二十年，没有一个案子能够胜诉，希望在哪里？日本支持中国人诉讼的律师、和平人士几十年下来不仅花费大量的金钱，而且他们也渐渐老去、离世，后来的日本人，还有多少人关心中国人的苦难？“中国人不接受这样的和解，还能等来什么？”王选激动得大声地说。

一群中日“蚂蚁”

内田雅敏20多年来自费为中国劳工提供诉讼服务，奔波于日本与中国之间，不仅付出了大量金钱，也从一个壮年人变得两鬓斑白。

西松建设安野作业场的每一个劳工，都有一部血泪史。在日本法院提起诉讼时，西松建设曾经向法庭提供的材料，称“中国劳工在安野的待遇不坏，甚至在安野劳动和生活条件比中国华北还要好”，对于这一点，日本龙谷大学的田中宏教授以他大量的调查向法庭证明西松组等企业为了逃避罪行，是如何谎称中国人的待遇的。苦难的遭遇在向西松建设提起诉讼的5名原告邵义诚、宋继尧、吕学文、杨希恩、曲福先身上得到了充分的证明。

邵义诚、宋继尧、吕学文是活着回来的，杨希恩死于广岛原子弹爆炸、曲福先在安野被虐待致死(两人都是遗属代为诉讼)。在安野被强制劳动的360人，其中有不少是国民政府的军人和抗日游击队的战俘，身体强壮的被安排去开隧道，邵义诚和另外60人在河道里清理石头，一天需要在冰冷的河水里工作12-14个小时，挨打骂、饥饿是常态，工伤更是常常发生。邵义诚就是被石头砸伤了腿，但依然得下河劳作，后来他的伤口溃烂弥漫到全身，几乎丧命。而战后回到家他才知道，更大的困苦在等着他，母亲当年因为他被抓也死于悲恸，姐姐和妹妹相依为命度过了战争，而他的伤病又使家里不得不变卖了房产来治，两年的倾家荡产的治疗之后他才能站起来，而贫困使他不得不又过了8年的流浪生涯。原告之一的宋继尧，曾经是一名游击队员，人很有胆气，身体又壮。在一次押运石砂的时候翻了车，沙子进入了眼睛，西松建设公司没有给有效医治还逼迫他继续劳作，眼睛就一直烂，肿得巨大。在确定实在无法劳作后，西松建设决定将他送回中国，漫长而艰难的回国路上，一只眼睛实在肿痛得无法忍受，宋继尧便狠心用自己的手将眼珠子抠了出来，而另一只眼直烂到完全失明。回到国内宋继尧一直都相当困苦，一度靠流浪说书为生；而吕学文因为反抗被关进监狱，因而受到了广岛原子弹爆炸的伤害。

邵义诚向日本政府提起诉讼时已经73岁了，而当年找到的69名幸存者到现在只有19人还活在世上，5名原告也有两人离世。原安野劳工联谊会会长和原告团团长吕学文，曾4 次赴日本出庭。2002年7月一审败诉，老人悲愤难抑，从法庭上下来后就一病不起，次年就离开人世，而双目失明的宋继尧每一次到日本开庭，都是靠人用轮椅推着，前几年他还能出门作证，现在已经神志昏沉。

如果说二战期间发生的最残酷最不人道的战争犯罪经过人类60多年的反思追讨，已经逐步得到确认和解决的话，那么日本与亚洲之间战争遗留问题是最后的一个堡垒，日本政府、法院、企业对于亚洲和中国受害者的一次次的拒绝，无疑是对受害者的再一次伤害，这使旧疤又添新伤，旧恨又增新仇。

为了让日本政府和企业道歉并赔偿，中日双方的律师、学者和市民和华侨付出了巨大的努力，王选说他们是一批啃掉中日间仇恨的“蚂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