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城乡收入差距继续显著扩大，如何让农民收入不徘徊？今年的一号文件寄望城镇化，将其上升至“战略着眼点”。然而，如何确保城镇化是农民利益最大化的城镇化，而不是房地产商的盛宴和地方政府突破工业用地瓶颈的捷径，或者只是发掘农村这个最大潜力内需市场的急功近利？其中的关键是，什么人，站在谁的角度，以什么方式来推进城镇化。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将连续第七次聚焦三农已无悬念。

农业部原政策法规司司长郭书田告知南方周末记者，这次会议所讨论的，正是未来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名义下发的一号文件。“连续七个一号文件，本身是一个强烈的信号。而强调夯实基础，意味着‘三农’是一项长期的事业，现在做的还远远不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部副部长徐小青透露，今年的一号文件将包含 18项惠农措施。

多位学者分析，从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传出的信息来看，与往年土地流转等刺激眼球的“猛料”相比，今年的一号文件更为综合。藏于这些“综合”措施之中，“城镇化”无疑将激起人们丰富的想象力。“城镇化”的提法，在 2005年、2006年和2008年的一号文件中曾经各出现过一次，但均是以状语的身份，出现在诸如“解决好‘三农’问题仍然是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重大而艰巨的历史任务”的语境中。

而这一次，“城镇化”成为了主语。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将推进城镇化作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持久动力”，与此同时，“城镇化”亦被视为“战略着眼点”。

而在一个月前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也将“城镇化”作为今年的主要经济工作之一。“城镇化”，这个19年前由中国学者辜胜阻提出的颇具中国特色的词汇，被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战略高度。

城镇化动力：扩内需还是增加农民收入？

如何让农民收入不徘徊？决策层将希望放在了城镇化带来的就业上。

事实上，无论是社会学家费孝通提出的“小城镇”，亦或后来辜胜阻的“城镇化”，在学术界一直争议未断。

而争议双方，在中国的发展中，都不缺乏反面例证。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小城镇在数量上的大规模扩张，让很多人看到，它可能造成重复建设严重、资源利用效能低下等一系列问题。

而在此后，认为大城市是有效率的人口集聚方式的学者，也颇为沮丧地遭遇了“大城市病”：交通堵塞、房价飞涨、就业困难，甚至在城市内部出现二元结构。

而决策层在此时重新反省城镇化道路，对“城镇化”进行再审视，或许尚有更为现实的考虑：扩大内需。投资、出口和消费，本应是三驾马车齐头并进，在中国却成了“两头大马配一头瘦驴”，金融危机之下，经济平衡的压力前所未有。

“如果说工业化是创造供给，城镇化主要是创造需求。”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经济学家辜胜阻在一次论坛上说。

这代表了流传颇广的观点：扩大国内需求，最大潜力在农村。亦因为此，此前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把扩大农村需求作为拉动内需的“关键举措”。

去年年末的一次会议上，当人们让经济学家厉以宁展望未来10年中国经济走向时，他列举了六件大事，其中的第二项即为“城镇化”。

厉以宁说，假如每年城镇化率提高一个百分点，每年将有两千万农民连家属要进城，主要在县城和镇，要盖房子、修马路、办学校、办医院、修水电，公共服务设施等等都要建。“这是多大的工程，全世界没有这么大的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