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在文革期间确实保护了党内外的一批人，不过做得非常小心谨慎，更多的时候是看毛泽东的脸色行事。在所谓“大树参天护英华”的背后，他也干了不光彩的事情，签字批准抓了不少人，对文革中不少大的冤假错案都逃脱不了干系，有的更负有重大责任。

在“大树参天护英华”的背后

随着全国各地、各部门夺权斗争的展开，对各级领导干部的迫害也到达了空前的程度，从一般的批斗，发展到大搞人格污辱，变相体罚，诸如剃“阴阳头”，戴铁帽，画鬼脸，游街等，甚至私设公堂，关押拷打，严刑逼供。一月底二月初，就在周恩来的眼皮子底下，连续发生了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和国防科委副主任赵尔陆被造反派揪斗逼供致死的事件，特别是张死得不明不白，尸体上还留着累累鞭痕，却被扣上“自杀”的罪名。

这两件事给周恩来的震动很大，悲愤之情溢于言表。应该说，这并非是在逢场作戏，而是确实感到自己的失职，作为国务院总理，没有尽到保护好部属的责任，无法向中央交待。对张霖之之死，周虽然明知其中大有问题，但却无法认真追究，甚至连向死者致哀都做不到。因为张背着“自杀叛党”的罪名，而且又是被毛泽东点过名的人，所以连追悼会也无法举行。他当时所能做的，只是让公安部报告张的尸体解剖结果，查明死因。

但是，在当时混乱的局势下很难查清，加之中央文革小组从中作梗，袒护造反派，使得调查最后不了了之。不过，周恩来一直记着这件事情，等到大乱过后，他亲自为国务院起草了《关于张霖之同志死亡处理意见》，决定将张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其子女按革命干部家属看待。这已经是后话了。

有鉴于此，周恩来随后和李富春、陈毅、李先念、谭震林等几位副总理共同研究后，决定把国务院各部部长轮流接到中南海里小住，派专人进行照顾，使他们能够在外面频繁的批斗中可以稍稍喘口气，躲避一下。像余秋里、王震、谷牧、廖承志、姚依林等三四十人都曾到中南海里住过。与此同时，周又与上述几位副总理商量后提出名单，以“养病”的名义，把李井泉、宋任穷、叶飞、江华等二三十位大区书记和省委书记接到北京加以保护，安排在京西宾馆等地，指定专人负责他们的安全和生活。

这些人经过文革劫后余生，对周恩来心存感激，写了很多缅怀文章，称他为“大树参天护英华”。曾经被保护过的一机部部长段君毅说过这样一句代表了这批老干部心情的话：上帝保佑，总理可别倒，总理倒了，我们这些人就成了没娘的孩子了。

不过，周恩来在保护干部的问题上做得非常小心谨慎，更多的时候是看毛泽东的脸色行事。平心而论，他并不想通过文革运动整什么人，但也绝不会出来对什么人都保。在保什么人的问题上，周煞费苦心，权衡掂量政治上的各种利害关系，除了要力争毛的支持外，还必须同时兼顾林彪和江青两方面的态度，尽可能地在毛、林、江三者往往各不相同的态度中，找出一个不得罪任何一方的立脚点来做这件事。

像前述保护党内高级干部的两份名单中，周恩来为了争取毛泽东的首肯，就很少包括党内属于刘少奇、彭真、薄一波北方局系统的人（当然也不是绝对没有，像姚依林就是北方局的人）。因此，这批人在后来东山再起后，对周的怨气很大，始终不能给予原谅，也是事出有因的。

这里还必须指出的是，周恩来在文革中利用手中尚有的职权，有选择地保护了一批党内老干部、民主党派和社会知名人士的同时，也签字批准抓了不少人，在所谓“大树参天护英华”的背后，也干了不光彩的事情。对此，大陆官方一直讳莫如深，极力封杀，唯恐捅出来有损周氏的形象。

然而，历史的真相是掩盖不了的，总是要大白于天下的。周恩来当时作为中央专案审查委员会主任，同时又是中央文革碰头会的牵头人，而且作为中共最资深的领导人之一，熟知党内各方的历史情况，因此对文革中搞的不少大的冤假错案都逃脱不了干系，有的更负有重大责任。举其荦荦大者，像彭德怀、刘少奇、贺龙、彭真等人的专案，他都直接或间接地分管过，指导专案的审查，罗织罪名，拟定结论，对当事人的含冤而死实乃难辞其咎。

顺便说一下，文革期间，凡是逮捕人，都需要经过中央文革碰头会批准，大人物和北京的由碰头会直接管，各省市的也须上报备案。这些全都经过周恩来的手。在专案审查的问题上，周除了抓总以外，还挂名分管了其中的一些专案，如彭德怀专案、贺龙专案等。作者曾接触过其中的一部分专案审查材料，上面都有周的签名或批示，有的还作过多次批示，写了大段的批语，口气是很严厉的，笔下颇有绍兴师爷的遗风。

毫无疑问，这些东西都是站不住脚的，是周恩来本人历史上的污点，白纸黑字，是抹不掉的。因为其中的情况比较复杂，涉及到众多的人和事，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清楚的，这里就不专门展开叙述了，而是从中选择几个有代表性的案子放到本书的有关章节中去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