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言官，每多“雷人”提案。

《明史》记，给事中胡以宁上疏请立法禁食蛤蟆，时人号之为“蛤蟆给事”。明人杨士聪《玉堂荟记》记，崇祯时出朝甚早，百官常迟到，有言官就上疏建议在裁缝队伍中开展整风运动，因为他们缝的扣子不结实，临朝前常脱落，耽搁官员出门。另据近人瞿兑之《�~庐所闻录》，明代还有言官建议在宫中埋伏荆棘、饲养犬只以卫安全。不过此说疑有误，作此“雷人”提案的当是北宋御史宋禧，事见《续资治通鉴》。

与“蛤蟆给事”对仗的，于清代则有“驼煤御史”。清人周寿昌《思益堂日札》记，雍正间，有御史奏称，卖煤人不许横骑驼背，以免摔下来，时人遂称之为“驼煤御史”。也在此朝，御史钱以��刚上任就推出连珠炮的“雷人”提案：一是请天下尼姑还俗，好解决单身汉的性问题；二是民间养女20岁以上还没嫁人的，地方督抚要当活雷锋，帮助解决其个人问题。三是民间常有人因数十文钱斗殴，请有司查明需数十文钱的穷民，发给他们，就不打架了。更离谱的还在嘉庆朝，有御史奏请开牛禁，准回民宰卖。�J琰气得翻白眼，说，我们禁杀的是耕牛，回民杀的是牧牛，根本就没禁过，开什么开？你丫给我滚蛋！

明清言官缘何多出“雷人”提案？周寿昌分析说，当时制度规定，台臣（即言官、察官）若三月无疏奏，有“辱台之罚”，所以言官不得不胡乱找些琐鄙之事凑数，其提案遂多雷人。这道出了部分原因，但没有点中要害。在我看来，明清言官之“雷人”，主要有三个原因：1、八股取士造成官僚普遍缺乏行政管理的专业技术。2、专制政权下言路阻塞犹如肾结石。于明代有廷杖，于清代则为文字狱。3、在前二者作用之下，官僚多缺乏政治担当，自然谈不上什么“言责”，于是文恬武嬉，混天过日。

先说八股取士。清人蔡尔康《纪闻类编》引《人材论》一文，论之较详：“自明之兴，专以制艺取士……聪明才智之士，一生有用之精神，尽消磨于无用八股之中……及至登第入仕之后，今日责以礼乐，明日责以兵刑，忽而外任，忽而内调，是视八股朋友，竟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之人”！八股之弊，揭之无遗。

明末清初，李刚主写信给方苞，抨击此现象更为激烈：“自明之末世，朝庙无一可倚之臣，天下无复办事之官。坐大司马堂，批点《左传》；敌兵临城，赋诗进请。其习尚至于将相方面，觉建功奏绩，俱属琐屑，日夜喘息著书，曰：‘此传世之业也’。以致天下鱼烂河决，生民荼毒。”及明亡之后，传说有人以红纸书榜于大明宫门之上，曰：“奉送大明江山一座。八股朋友同具”。说明亡于八股，固然不全面，但浸泡于八股酱缸的官僚，对此确有重要贡献。相传崇祯帝将覆亡前，曾伏案疾书：文臣个个可杀！这沉痛的话语究竟出于崇祯之口，还是后人伪托，并不重要。而文臣无能无用乃至可恶可杀之样貌，则借此言表而出之，淋漓尽致。

明代八股之祸，于清代“薪尽火传”。康熙间虽曾取消八股，改为相对务实的策试，但旧知识分子的反弹极大，没多久仍改回原样。直到1905年取消科举之前，八股机制始终源源不断地为帝国输送一批又一批迂弱之儒。在这些人中间，怎能指望产生“一言兴邦”之杰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