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时报在线林绮慧撰文／陈日君是一名香港居民，但在涉及中梵外交的问题上，他却因为天主教香港教区主教和梵蒂冈枢机的身份，一直扮演着连中国中央政府也不得不承认的角色。据指出，陈日君在中梵建交问题上，是教宗本笃十六世的主要顾问。

中国外交部驻香港特派员吕新华10日会见香港传媒时，虽然对陈日君的说法似乎也不无保留之处，例如吕新华呼吁陈日君“应把中央立场正确无误地传达给梵蒂冈”，但始终吕新华也不得不表示对陈日君的角色表示“可以理解”。这是因为中梵建交本是外交事务，但它又涉宗教问题，所以陈日君的角色自然很难给排除。

据香港的“小宪法”《香港基本法》第十三条：“中央人民政府负责管理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有关的外交事务”，连特区政府首长也无权置喙的外交要务，陈日君却可参与其事。中国官方天主教“爱国会”副主席刘柏年曾说，教廷有看法可以直接同爱国会联系，没必要通过其他教区转话；可是，中国外交部却认为陈日君的角色 “可以理解”，刘柏年和外交部的说法是否有落差，读者可以自行判断。

中国官员视陈日君是“香港居民”，实在是十分有意思。《香港基本法》第五条明言：“香港特别行政区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政策”；第三十二条也指出“香港居民有信仰的自由”。可是，偏偏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副主席刘柏年却罗列“不支持社会主义”作为陈日君的“罪状”之一，似乎刘柏年也十分不明白《香港基本法》。

有一种奇怪的论点指出，“陈日君是鹰派，过去多次跟中国交锋，所以中梵建交问题也要把陈日君排除在外”。陈日君在香港普选的立场，无疑跟中央政府不一样，但这跟中梵建交，可谓是风马牛不相及。在中国，似乎有些人患了“民主仇恨症”，他们把一切推动民主的人（即使事不关己）也都视为仇家；即使争取民主的人在其他方面做了对国家有利的事，“民主仇恨症”患者也一概看不见，甚至要竭力破坏这些有利国家的事情。

值得庆幸的是，中国还有一些较为理性的声音。吕新华10日表示，中梵建交的沟通渠道畅通，中梵已花了好几年时间接触，对陈的角色，吕也表示“可以理解”。其实，在这几年时间内，陈日君都是一边推动中梵建交，一边要求香港普选的。陈日君在香港政制问题跟中央意见相左，是否就要抹杀他在中梵建交上的角色呢？

中国官方教会愈是想针对陈日君，陈日君就愈得到梵蒂冈的支持。香港无线电视台10日报导，梵蒂冈考虑稍后正式公布陈日君在中梵建交谈判的官方角式。在巩固陈日君在梵蒂冈的影响方面，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副主席刘柏年还真是一名功臣呢！

在中梵建交问题上，陈日君在罗马教廷内还算是持积极态度的一方，如果中方也陈日君的影响排除在外，实属十分不智。在这问题上，中国外交部认为陈日君的角色“可以理解”，还是做得较中国官方教会一些干部聪明。

一些反对陈日君的中国官方教会人士可能忘记了一点：在九十年代因为香港政制问题跟北京闹得十分不愉快，甚至被骂为“千古罪人”的港英末代港督彭定康，在回归后出任了欧盟官员，大力推动中欧关系，当彭定康以欧盟官员身份再次访华时，当时的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一样把他奉为座上贵宾。把香港民主政制问题记仇记到中梵建交的人，难道对江泽民的做法也有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