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使投资于人和投资于有形资产的资本是同样容易地得到，不管通过市场或通过有关个人或他们的家长，或他们的捐助人的直接投资，那么，资本的利润率在两个情况中大体上讲会趋于均等。假使它在非人的资本上较高，家长会有为了他们的孩子而购买这种资本的动机，同时不会相反地对职业训练投入相等的一笔款项。然而，事实上，有相当多的例证表明，对职业训练投资的利润率要比对有形资本投资的利润率高得多。二者的差异说明了存在着对人力资本投资不足的问题。

对人力资本投资的不足很可能反映了资本市场的不完全法。得到人力投资的资金比得到有形资本投资的资金具有不同的条件而且比较困难。要想知道为什么如此是很容易的。假使一笔固定数量的贷款被用来进行有形资本的投资，贷款者能够以抵押的形式，或对有形资产的一部分有权变卖的形式来减少风险，从而，在不能归还贷款时，可以通过变卖有形资产，至少收回贷款的一部分。假使他贷出一笔相等的款项来增加人的挣钱能力，他显然不能获得任何类似的收回贷款的保证。在一个非奴隶制的国家中，体现投资款项的个人不能被买进和卖掉。即使他能被买进和安排，收回贷款的保证也是相差很远的。有形资本的生产力一般不取决于借款购买它的人的合作。人力资本的生产力却明显地需要这种合作。因此，对某一个人提供职业训练的资金，而此人除了动用将来的收入以外又无法对归还资金提供保证这一行动要比货出款项来修建一幢房屋这一行动具有很小的吸引力；归还款项的保证较少，同时，以后收回利息和本银的代价则是非常之大。

对职业训练提供一笔固定数量的资金的不合适之处还包括下列的复杂情况。这一种投资势必牵涉到很大的风险。所期望的收益的平均数可能很高，但是，围绕着平均数的波动却很大。死亡或残废是造成波动的一个显著的原因，但是，它对波动的影响可能比人在能力、精力和运气方面的差异要远为微小。因此，假使借出了固定数量的货币贷款，而归还的保证仅仅是所期望的未来的收入，那末，相当大的一部分永远不会归还的。为了使这种贷款的贷款者感到兴趣，对所有贷款所索取的名义利息率应该是高到足够的程度来补偿由于烂帐而损失的本银。这种高额的名义利息率一方面和禁止高利贷的法律相冲突，同时又使贷款对借款者不感兴趣。为了其他风险很大的投资所采取的应付的方法是入股投资再加上有限的债务责任。在教育上的相应的方法是：“购买”他将来的收入的一部分；给他垫付训练所需要提的资金，其条件为：把他未来收入的指定部分偿付给贷款者。以这种方式，贷款者将从相对成功的个人那里取回比他原来投资要多的金额。这笔金额将补偿他不能从没有成功的个人那里扣回的他原来的投资。

对这种私人契约看来并没有法律上的阻碍，即使它们在经济上相当于购买了一张个人的挣钱能力的股票，因而相当干部分的奴隶制。尽管这种契约对借款和贷款者是可能有利的，为什么这些契约不很普遍的原因之一很可能是：在个人有迁移自由条件下的管理契约的高昂的费用、取得正确的收入报告书的需要以及契约将继续有效的时期的漫长。对于规模微小而借款人在地理上分布很广的投资这些费用很可能是特别高的。这些费用有可能是这种类型的投资从来没有在私人管理下发展出来的主要原因。

然而，下列各点似乎很有可能也起着主要作用：这种新奇思想的逐渐累积的影响，不愿把对人的投资严格地看作为对有形资产的投资；即使契约是自愿订立的，社会对这种契约会作出不合理的谴责的可能性，以及法律和传统对最适合于从事这种投资的金融机关，如人寿保险公司的限制。尤其对早期新参加者，可能有的营利是如此之大，以致值得为之而负担非常沉重的管理费用。

不管原因为何，市场的不完全性导致了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不足。因而，政府的干预可能具有两个为之辩解的合理化的理由，而这两个理由均建立在“技术垄断”之上。就这种投资发展的障碍在于其有行政费用而言，存在着“技术垄断”的情况；以及就障碍来自市场阻力和刚性从而需要对市场运转加以改善而言，也存在着“技术垄断”的情况。

假使政府确实进行干预的话，它应该如何进行呢？一个明显的干预形式，也是迄今一直采取的唯一形式，是由政府用其一般收入的款项来直接补助职业或专科学校教育。这种形式似乎显然是不合适的。投资应该进行到这样的程度，在这个程度，额外的报酬将能偿还投资并且使投资的收益等于市场利息率。假使是对人力投资，额外报酬采取的形式是；个人服务的代价高于他在不受职业训练的情况下所能得到的代价。在一个私人市场经济中，个人将把这种报酬当作为他个人的收入。假使对个人的职业训练投资加以补助，那么，个人并不要负担任何补助的费用。结果，假使把补助给予所有愿意得到训练并且能维持训练最低标准的人，那将趋于造成对人力投资的过多，因为，只要它产生超过私人费用的额外收益，即使收益不足以补偿所投入的资本而且更无利息可言，个人仍然有获得训练的动机。为了避免这种过分的投资，政府必须对补助施加限制。即使不谈计算“正确”投资量的困难，这也涉及到以某种实质上是任意行事的方式来把有限的投资配给到超过投资所能维持的申请参加训练的人。那些运气好到足以能拿到补助金来进行训练的人们将取得投资的全部报酬，而费用则被一般的纳税人所负担----是一个完全任意决定和几乎肯定是毫无道理的一次收入的再分配。

这里的要求不是再分配收入，而是使资本按照同样的条件能为人力和有形的投资所用。个人应该自己负担投资的费用和获得报酬。当他们愿意负担费用时，他们不应该由于市场的不完全性而不能进行投资。达到这个结果的一个方法是让政府对人从事股份性质的投资。政府机构应该对任何能满足最低质量标准的个人的训练提供资金或帮助提供资金。只要资金系用在认可的机构作为训练之用的话，政府可以在规定的年限中，每年提供一定的数量。反过来，个人应该同意，在将来的每一年中，对于他从政府那里得到的每1，000美元的费用，付给政府他的收入超过一定基数后的一个特殊百分比。这笔支付能很容易地与所得税的支付合�阍谝黄穑�从而，所引起的附加行政费用是最小量的。

基数应该等于没有这一训练情况下的估计的平均收入，支付的收入的百分比应该校规定在使整个方案收支相抵的水平。按照这个方式，接受训练的个人在实际上负担了整个费用。这样，投资的数量的大小能由个人选择加以决定。假使这是政府给职业或专业训练提供资金的唯一方法，又假设所计算出来的收入反映了一切有关的收益和费用，个人的自由选择会趋向于造成投资的最优数量。

第二个条件不幸地不大可能完全得以满足，因为不可能把上面所提及的非金钱的收益计算进去。因而，实际上，上述办法下的投资仍然会是有点儿过于微小并且不会按最优的方式进行分配。

由于几个原因，私有的金融机构和非利润的机构，如基金会和大学，更加适宜于从事这个计划。由于估计收入基数和付给政府的超过基数部分的收入的困难，那末，就存在着使上述计划变成为政治的足球游戏的巨大危险。各种职业目前收入的资料仅能提供一个粗略的近似值作为计算整个计划是否收支相抵的根据。此外，收入基数和超过基数的部分是因人而异的，取决于事先预计的各人挣钱能力的差异，正象人寿保险费用由于不同的预期寿命而有所不同一样。

就行政费用阻碍这个计划由私人机构加以执行而言，提供资金的政府单位是联邦政府而不是更小的单位。任何一个州会象一个保险公司那样花同样的费用来与接受资金的人们保持联系。联邦政府会把这些费用减少到最少的数量，虽然并不完全消除它。例如，一个移往另一个国家的个人可能仍然在法律上和道义上有义务支付他收入中的事先商定的份额，然而，强制执行这个义务可能是困难和花钱的事情。因而，非常有成就的人们可能有迁移的动机。当然，类似的问题会在所得税的情况下出现，而出现的问题还具有较广泛的范围。在联邦政府一级执行这个计划的行政问题虽然在细节上无疑是麻烦的，但看来并不严重。严重的问题是早已提及的政治问题：如何防止这个计划成为一个政治上的足球游戏，并在这个过程中，从一个收支相抵的方案变成为一个补助职业教育的手段。

但是假使这种危险是真实的，机会也是真实的。目前资本市场存在的不完全性趋向于把较为昂贵的职业和专业训练限制在其家长或捐助者有能力向其提供所需的资金的人。通过使许多有才华的人得不到必要的资金，上述家长或捐助者把这些能得到资金的个人变成为能避开竞争的“非竞争性”的集体。结果，在财富和地位上永久存在着不平等的状态。类似上面概述的安排的发展将使人们在较广泛的范围上能得到资本，从而，将在很大的程度上使机会均等成为现实，使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减少并且使人力资源得到充分的利用。它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并不通过对竞争的限制，并不通过对积极性的破坏以及并不通过对表面现象的处理，象单纯的收入的再分配所造成的那样，而是通过加强竞争，通过使积极性更加能发挥作用以及通过消除不平等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