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搞了这些年外交工作，还不晓得求同存异？弄得人家无话可说，就算你胜利了？鲁迅讲过，“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引申一下，讽刺和挖苦绝不是我们的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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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总理与熊向晖

熊向晖，原名熊汇荃，安徽省凤阳县人，1919年4月12日出生于山东掖县（今莱州），2005年9月9日病逝于北京。熊向晖从事外交工作长达三十多年，历任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驻英国代办、首次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中国代表团代表、驻墨西哥首任大使、中央调查部副部长等重要职务，一直是周恩来总理的重要助手。

本文系“钝角网”选编自《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一书，标题为编者所拟。

不能抽象地讲警惕，给自己制造紧张

1954年，日内瓦会议召开期间，我奉派以新闻联络官的名义，负责中国代表团新闻办公室的工作，主要任务是协助发言人组织新闻发布会，接待来访记者。

首次举行新闻发布会时，台湾国民党“中央社”驻巴黎记者王家松要求参加，被我拒绝了。事后我报告总理，并建议同“新闻之家”交涉，追回王家松的记者证。

周总理问我：为什么？

我说：“中央社”是台湾的官方机构，要警惕他在这里制造“两个中国”的假象。

总理蹙了蹙眉头说：

不能抽象地讲警惕，警惕要有事实根据，没有事实根据的警惕是主观主义，就会变成自己制造紧张，给工作造成损失。

蒋介石的基本政策，也是坚持一个中国，但他所坚持的是只有一个“中华民国”。美国顽固支持蒋介石，一直否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存在。现在怎么样？瑞士早就同我们建交，杜勒斯不得不同我们一起开会，这里哪有“两个中国”的影子？来了一个中央社记者，怎么就会造成“两个中国”的假象？你应该了解蒋介石的为人。他对这次会议很不安，美国当然会向他通气，但他信不过。他派个记者来，显然是为了便于进行现场观察，观察我们，也观察美国。让他了解一些第一手的真实情况，这对我们有什么不好？你把人家拒之门外，这于情理不合。你还准备让“新闻之家”收回他的记者证，你有什么理由？你能说他是国民党的官方代表？要是这样说，岂不是反而给人造成“两个中国”的假象？

我说：总理批评得对，是我想错了。我不经请示，就把人家拒之门外，这是组织性纪律性的错误。

总理说：我是从政治角度提醒你，没有说组织性纪律性的错误。当然，组织性纪律性是重要的，但不是事事都要请示，那叫不负责任。重大的、没有先例的问题应当事先请示，有时来不及请示，就需要当机立断，但要断得正确。要做到这一点，不只靠水平和经验，关键在于事前进行周密的考虑和认真的准备。代表团在北京集中以后，我要大家设想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和问题，一一提出对策，经过讨论批准作成预案。有了这种准备，我们就比较主动。当然，不可能事事都预料到，那不是唯物主义。应当并且可能预料到的事而没有预料到，就是失职。你也做了预案，但你没有设想国民党的记者到日内瓦来，你没有想到，我也没有想到，所以我也有责任。现在不是追究责任，工作中难免有失误。

有了失误就追究责任，会弄得人人自危，不利于工作。但是，有了失误就要认真吸取教训。

我要在碰头会上讲这件事，要大家都吸取教训。首先是联系这几天的实践，检查有没有偏差，进一步设想还可能出现什么新的情况和问题，拟出对策，这样，继续战斗就更有把握。

我说：我就召集新闻办公室的同志开会，按照总理的指示，进行检查和讨论。

总理说：你们开会，再增加一个内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一直反对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活动，这是必要的。现在看来，对这个问题缺少具体分析。你们先研究一下，区分几种情况，分别提出处理办法，写出来送给我。

总理还关照我，在我们的记者中找一位便于同王家松接触的同志，向他作些解释，告诉他今后如愿参加我们的新闻发布会，我们欢迎，有什么困难，我们可以酌情帮助。但

要注意，同他接触，一定要掌握好分寸，不能过头，要顾及他的处境，不要使他为难，更不能让他丢掉饭碗。

对外宣传的重点在于宣传什么，怎么宣传

1954年，日内瓦会议讨论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中、苏、美、英、法都派代表团参加，引起广泛注意。在“新闻之家”登记的记者近千名，这在当时是破纪录的。周总理规定，除新闻发布会外，外国记者同中国代表团接触，一律通过新闻办公室。

总理对接待外国记者的工作，作了五条原则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