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方城县学校火灾事故情况通报已经出来了。全文谈了学校基本状况、善后救治等等，但除了“事故造成13人遇难”一笔带过之外，只字未提这些孩子的状况，乍一看甚至不清楚遇难者都是年仅9岁的孩子，更未谈及最关键的起火原因。 当地已经封锁消息，按媒体评论人张丰（他本身也是河南人）的看法，“这时候通报就是最后的、唯一的信息通道了，代表着一个地方的诚意”，然而他失望地看到，这份通报“无主语、无愧疚、无责任”。 他敏锐地意识到，整篇通报都缺乏主语，“一个句子要有主语，意味着很多，最重要的就是一种‘责任意识’”，“关于事故责任人，巧妙地使用了一个被动句……”（“涉事学校7名相关责任人员已被依法控制”）： 这样的文风极其冷静客观，没有任何一丝“主观”或者情感的东西。同时它也意味着，在13个孩子遇难死去后，河南没有一个成年人“站出来”。 如果你使用第一人称单数写文章，你马上会谨慎起来，因为所有的意思都是你自己的。如果你使用“我们”，则是诉诸抽象的集体，虽然正义凛然，但自己的责任也就少了几分。 这可并不只是咬文嚼字——或者应该说，这份通告才是咬文嚼字写成的。确实如他一针见血指出的，“无主语”就意味着“无责任”，那是一种刻意造成的模糊暧昧，暗示着“事情就这么发生了”，但责任在谁，不知道。 在集体主义文化取向的日本(专题)，体系内部往往也是谁都不承担责任。丸山真男在《日本的思想》中指出，这种心理状态与日本人喜欢用“是”（なる）多于用“做”（つくる）或“去做”（する）有关，这给人一种心理暗示，似乎事情是不必依靠人力而自然发生，既然如此，那么当然谁都不必为此负责了。 他发现，在大学里做会议记录时，如果写“こうしました”（我们做了这些），同事们就会愤怒地加以反对，而写“こうなりました”（事情以这种方式发生），就很容易通过，因为那看上去是自然而然造成的结果。 这样一来，哪怕是重大事件，决策、演变的过程可能含含糊糊，但结论却不能改变，因为既然它是自然发生的，没有人去做，那也就无人会为此负责并采取行动。 凡是个人主体性尚未充分觉醒的社会，都是这类心态的沃土。《刚果战争》一书中谈到中部非洲也是如此： 送红包常用的动词是“流通”，而且通常是被动语态，好像红包自己长了腿一样。常见的说法是：“红包已经流通起来了。”红包给受贿的人保留了一点尊严：你不必因为直接接受对方现金而感到尴尬。毕竟，谁能拒绝一个来自匿名人士也不知道装了什么的红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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