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我的一个好友，当时来自北工大的一位校园歌手，叫做贾南，来到清华在一次演出中表演了他的几首得意作品，包括后来成为他的代表作的《笼外的鸟》和《停电的晚上》。那年我大一，他大二。至今让我记住的，还有他的一首我记不住歌名的歌词，那其实是一首比较颓废的歌。“我们曾经被称为祖国的花朵，如今被称为花朵的，是我们的下一拨......当什么都没有了，就只有希望......”是啊，当什么都没有了，也不能没有希望。希望，也被作为了几乎是新中国规模最浩大的一项募捐活动的名称。

为了这样的希望，我们成为了希望工程“圆梦大学”活动的推广大使。也是为什么，我会在深夜独坐在距离中国著名的贫困县－甘肃省会宁县－县城70公里外的一座偏僻的山村的小院中，敲打着这样的文字。在这里，我看到我们的下一拨花朵们，似乎比曾经的我们更需要阳光，他们贫穷得一无所有，但是他们还有希望，或者，他们只需要希望。

会宁县，一直以它的贫困闻名全国，但是，它同样以另一件值得自豪的成就闻名全国，就是它的教育。一年接着一年，一批又一批的莘莘学子通过他们的努力和勤奋，当然，还有希望，通过高考走出了贫困的山区，成为各行业，或者支援家乡建设的栋梁。接待我们的甘肃省青基会的一位大学生志愿者，就是来自会宁。我们不止一次问自己，也问他们，这里为什么这么穷，回答几乎都是同一个：没有水。这里地处偏僻，土地贫瘠，矿产缺乏，几乎不存在通过工业、旅游、三产致富的可能性，他们赖以为生的，只有脚下的土地，但是要命的是，这片土地没有水。那个志愿者这样说：“这是一群靠天吃饭的人，但是，老天给他们的，实在太少了。”他们唯一的水源，就是雨水，把降雨存储在水窖之中，成了他们生活用水的全部来源。今天我们得知了这样的消息：这个县已经连续三年干旱，而今年，多达13个

公社的土地颗粒无收。而今天我们也得到了另一个消息：本来就以高考成绩优异的会宁县，今年成绩又大幅提高，高于600分成绩的学生数量大大增长。这个令人欣喜的消息，同时也意味着另一件事，在甘肃省青基会的办公室里，我看到了厚厚的一摞表格，看到了这样一群学生：他们都有一张质朴的面庞；他们都有着优异的高考成绩；他们都已被一流的大学录取；他们，却都付不起学费。

我们要了解，这是怎样的环境下的怎样一群孩子。于是，我们如同接力一般，在中国红十字会人员的陪同下，来到兰州，在甘肃省青基会的推荐下，来到会宁，在会宁县团书记的指引下，来到了这样一个偏僻的山区，看到了一双60岁村长的渴望的双眼，看到3个在茫然中努力的孩子。

张志强，高考成绩620，已被西北工业大学录取。几年前，父亲去世，母亲改嫁，家里只剩下80多岁的祖母和他自己。我们努力试图和他的年迈的祖母交谈，结果很难互相听懂对方的言语，但是只要我们一提到她的孙子，她的眼里就浮现出期待和自豪。张海涛和张娟霞是一对兄妹，父亲早已患病去世，哥哥580分，妹妹 520分，分别在等待着兰州大学和西北师范大学的通知书。他们的母亲同样是自豪的，但她也同样知道录取通知书的到来意味着什么，因为聊着聊着，她的眼眶就会忍不住的红肿湿润，因为上中学，就已经让她借了很多的钱。

我们身边，有太多这样的孩子，他们从来不缺才华和梦想，他们需要的，并不是额外的特殊照顾，他们需要的，仅仅是一个机会，一个公平机会，一个保住希望的机会。

孩子们见到我们时很拘谨，但是很开心。因为他们听过我们的歌，因为他们相信，我们会带来希望。一天的共同生活，下地，攀谈中，我们尽可能的了解着他们的状况，和心态，但是我们尽量的不去直接的触碰那些敏感的话题，触碰这样的孩子，心中同在的强烈的自尊与自卑，触碰他们心中并存的希望与茫然。我相信，如果不是背后跟随着的中央电视台的摄像机，我们的交谈会更加自然和无拘无束，但是，我们知道仅仅我们自己的了解和帮助太有限，我们必须借助这样的摄像机，让更多的人和我们一起了解，一起帮助。

黄昏的时候，我们决定留下过夜，因为我们深深知道，我们不是来旅游，不是来做秀，我们是来了解，要了解，我们就要了解全部。几乎所有人都反对，红会的工作人员，县团书记，还有村长，他们的理由很简单，这里的条件太恶劣，即使是县里的干部视察时都很难承受。但是有人在支持着，我看到摄像师肯定的目光，和孩子们开心和期待的神情。我们相信自己的选择，于是在夕阳西下间，我们目送着陪同人员车辆的离去，我们也理解他们的担忧，因为在吃过用储存很久后的雨水做过的面条后，我不久就有了腹泻的反映。这时，我开始感叹城市生活给自己带来的舒适与脆弱。

在这样一个深夜，当我独坐院中，整理这一天的记忆时，太多的信息量让我无从理出头绪，我只想和所有人，分享这些不经意，却让我回味的片断：

这里的唯一水源，就是那些储存雨水的水窖。几乎家家都有。很多水窖都以干涸，剩下的，苦苦支撑着全村的生存。我看到，很多深邃而深广的水窖的窖口，都记录着挖掘年份和日期，我知道，他们也许来自于另外一群善良而热情的人们，来自另一个带来希望的工程－－母亲水窖工程。

我们住在了兄妹的家庭中，他们的水窖的水已经快要见底，而且浑浊。为了让我们能吃到干净一些的水和面，母亲挑起了担子，去邻居家借水，我们知道，从别人那里借来相对干净的水，意味着什么。尽管我们一再表示，艰苦不是我们离去的理由，唯一我们担忧的，是我们的借宿会给本已困难的他们带来麻烦，尽管好客的他们一再表示不会有任何的麻烦，但是我们不断的感到，这种额外的负担，一直在发生着。终于，当母亲在我们睡前竟然要烧水让我们洗脚时，我们终于“忍无可忍”的拒绝了。

母亲忙着做饭时，年迈的村长迈着缓慢而沉稳的步伐，为我们的晚餐送来了一份“厚礼”：几瓶啤酒和两个西瓜。村长自己是不喝酒的，当我问村长西瓜是否是自己种的时，答案不出我所料：是买的。因为在白天的田间，我看到了地里小如拳大的西瓜，我从孩子们口中得知，如果再不下雨，这样的西瓜是无法长大的，而上一次下雨，是三个月前。

我们弹着吉他，在院落中为孩子们歌唱，他们拿着小板凳，围坐在我们面前，宛如一个袖珍的演唱会，村长也坐在一群孩子们中间，目光如孩子们一般虔诚。我相信村长一定没有也不会听懂我们唱着什么，但他的目光为孩子们而虔诚，为了孩子们的希望而虔诚，为了爱这些孩子，而虔诚。

饭前，累了一天，已经有些忍受不住饥饿的卢，拿出路上买的一盒饼干，分给孩子们，和母亲。在厨房忙碌中的母亲犹豫了一下，接过了饼干。过了一会，当我走进厨房跟母亲寒暄时，余光看到那块饼干，被母亲悄悄的放在了案板上。对于这样不经意的举动，我可以想出不下10种解释，不知你能想到的，是哪一种。

尽管母亲一再强调，我们吃的，和他们平时吃的，没什么区别。也许雨水下做成的这样的几乎没有任何调料的清汤面，是我们这两天来吃到的最简陋的正餐，但是孩子是不会说谎的，他们说这中几乎用纯白面做成的面条，已经是他们能吃到的最美的佳肴。

我们俩和张海涛被安排睡在一个床铺，为了避免屏幕的光亮吸引太多的蚊虫进屋，我独自端着电脑来到院中。抬头仰望，乌云掩去了所有的星光，四周一片寂静，除了我的键盘敲击声，我的屏幕作为我视野可及范围内的唯一光亮，几乎吸引了附近所有的飞虫。他们，成了这些文字的第一批观众。

有个朋友曾经对我说，判断一个人对世界对生活的态度，只需要看他清晨起床面对第一缕阳光的那个眼神。我希望在我身边熟睡的这个孩子，在明天睁开眼时，眼里依旧是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