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Grigory Yavlinsky和Victor Kogan-Yasny/民族國家建立的基礎是民族和領土的統一，而它們的歷史和政治發展依靠的是集体認同感。當某個民族團体認定自身在領土邊界内生存受到威脅或者缺乏效率，開始尋求通常情况下与大規模暴力聯繫一起的武力擴張時，帝國就出現了。

西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當希特勒主義成為過去而斯大林主義构成現實威脅的時候才找到了一條不同的發展道路。西歐學者們意識到，民族主義和帝國主義在國家建設中都是不能接受的方法，而歐洲的穩定需要一個可以也理應擴展的國家聯盟，但這様的聯盟永遠也不會演變成帝國。

西歐的政治精英們很快采取了這様的策略，而美國的“歐洲－大西洋”政治理念与馬歇爾計划（Marshall Plan）對這項新生的策略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羅馬公約》与歐洲理事會的成立標志着實現了法律、經濟和政治上的突破，但政治上的突破目前邃~shit限在單純的哲學領域。

當蘇聯共產主義的失敗開啟了全新机遇的時候，歐洲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有一种感受無法逃避，那就是西歐和美國的民眾迫不及待地想把原先的戰略冷戰觀念轉變成單純地關注貿易和商務。那些1990年就打算考慮与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Mikhail Gorbachev）領導下的蘇聯進行合作的西方人到1992年却開始忽略俄國和其他前蘇聯共和國波羅地海諸國算是例外。相反，西方國家選shit~与后蘇聯官僚机构維持一种技術層面的膚淺關係

西方領導人缺乏以全方位合作的精神与俄民眾接触的勇气，同時也不敢公開譴責俄羅斯新政府侵犯人權俄國的問題不傳播到境外，西方國家就會對那里的獨裁傾向視而不見。

很多享有盛譽的專家也不過是將最原始的馬克思主義者所特有的經濟决定論反其道應用，從而猜測隨着自由市場觀念越來越深入人心，歐洲式的政治終有一天會自然而然地傳入俄國。而對蘇聯民眾來講，歐洲和西方各國的特點是尊重個人權利、尊重學術自由和尊重人類的生命尊嚴，而貿易能力邃處在次要的地位。蘇聯并非出于經濟原因才最終崩潰，相反是因為鐵幕被稍稍拉開之后，人們看到了一個与想象之中截然相反的事實：那就是西方國家的民眾并不是政府的附庸。

2004年的歐盟東擴標志着歐洲歷史新篇章的開始，然而却并没有明确新的泛歐洲戰略，也没有實現民眾對融合的認同。自從1957年正式成立以來，歐盟第一次不得不考慮從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層面，歐洲的邊界究竟能够延伸多遠。

可以肯定的是，俄國從歷史上看就一直与西歐傳統及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和平條約》籤署之后所出現的民族國家文明格格不入。儘管如此，這种區隔也不是鐵板一塊，在19世紀，西歐、中歐和俄國都作為統一的文化和經濟体緊密相連，儘管存在宗教信仰的不一致和政治上的劇變，歐洲地區邃是不斷地嚮前發展。陀思妥耶夫斯基（Fedor Dostoyevsky）强調俄國需要歐洲，而歐洲則是俄國的第二故郷。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情况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

今天的歐盟与俄國關係權力政治和貿易為基礎，完完全全地注重實效，反而不十分注重戰略視角。但石油、天然和金屬礦產并不是在民眾之間搭建橋梁的最佳方式。我們所期待的橋梁需要一种完全不同的材料。

俄國和西歐的孤立主義者大都偏愛相似的有害方式。絶大多數俄國民眾都對獨裁主義習以為常，默默承受着后极權主義的重負，但既不屬于孤立主義者也并不真的仇視西方。但抱有俄國以外所有一切都多多少少比較抽象看法的被動的孤立主義确實是俄國人心態中固有的組成部分。類似這様的想法給俄國帶巨大的風險，而這种風險也同様波及到俄國的近鄰及西方國家。

要想形成真正的伙伴關係就必須真正共享人權、開放和民主的价值觀。但在當今政府和企遽官僚横行的條件下，很難真正達到這様的目標。儘管如此，從戰略角度看，没有什么法能够避免或者美化伙伴之間進行對話所必不可少的嚴肅語言。但歐洲的政治未來仍有希望避免淪為風險极大的“多极關系”，而要成為建立在共同的自由和公正价值觀基礎上的真正的合作。

Grigory Yavlinsky，俄國聯合民主党雅布羅科党主席，griyav@yabloko.ru。Victor Kogan-Yasny，雅布羅科党政治顧問，莫

翻譯：許彬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