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中文教育有着悠久的歷史，近年在海外，各种中文學校如雨后春笋一般誕生，各种版本的海外中文教材也應運而生。由于世界各國華人的歷史不同，各國中文教育的歷史也不同；另外由于各國華人生活習慣和觀念的不同，中文教育的理念不盡相同，因而學校和教材的名稱也不一様。

在海外，叫法确實是多种多様，就教育而言，有中文教育、華文教育、漢語教育；就學校而言，有中文學校、華文學校、漢語學校；就教材而言，有中文課本、華語課本、漢語課本等等。就此也引伸出其它諸如華文報紙、中文報紙、華語華語電視等等各种不同的名稱。在國内，就海外中文教材的提法同様也存在着這様的問題，比如漢語課本、華語課本、中文課本等等。

百花齊放嘛，這様的名稱也没有什么可以，對海外中文教育没有根本的影響，但從長遠的發展來看，我認為，統一一种叫法邃是需要的，或者説是有長遠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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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最大的中文周末學校----同源中文學校于二��六年一月十五日舉行儀式，廈賀建校十周年。這是一所為在日華僑華人子弟提供中文教學的社會教育設施，目前擁有五百多名在校學生，共四十多個班級，分布在東京、横濱、名古屋等地。　王健　攝（資料照片）

雖然“中文”、“華語”和“漢語”在外文翻譯上是一様的，都叫“CHINA”，但是顧名思義，這些名稱所包含的内涵是不完全一様的。我的理解，“中文”的“中”字可以解釋為“中國”、“中華民族”；“華文”的“華”字可以解釋為“中華民族”，當然也可以有另外的解釋。但“漢語”的解釋确實不一様，中華民族大家庭中“漢民族”的文化。

在海外，這些名稱都銘刻着深深的歷史烙印，記録着海外華人的歷史。比如，早期海外華人、東南亞華人同胞創辦的學校，一般都叫“華文學校”、“華語學校”，教材也叫“華文課本”、“華語課本”。20世紀80年代以后，海外華僑華人創辦的學校，絶大多數都叫“中文學校”，教材叫“中文課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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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華文教育協會首届中文學校演講朗誦比賽于2006年4月2日在巴黎的潮州會館禮堂舉行。中國駐法大使趙進軍（左二）、法國中文教育總督察白樂桑（左三）以及法國僑領為孩子們發奬。　鐘誠　攝（資料照片）

華文、華語名稱的來源，我認為應該是源于“華僑華人”一詞。有可能是所在國家的人把華僑華人的語言叫華語，久而久之，便約定俗成。當然也有可能是我們海外前輩自己的叫法。“華僑”、“華人”是一個特殊的群体，他們没有自己獨立的文化，他們有祖國的文化。“華文”、“華語”就是祖國的文化。從這個角度講，“華文學校”、“華文課本”、“華語學校”、“華語課本”的名稱都是無可置疑的。

“中文學校”、“中文課本”是20世紀80年代以后的叫法。因為在新中國成立之后到改革開放之前，從大陸出去的華僑華人比較少，80年代后，華僑華人逐漸增加，他們所創辦的學校一般都叫中文學校，他們所使用的教材都叫“中文教材”。因為他們的祖國就叫中國，中國的語言當然叫“中文”。

有人一定會説，“漢語”的提法是最科學的，是符合實際的。因為我們學習的是方塊字，而方塊字就是漢語的載体。這是事實。因此，在國内叫“漢語”是完全正确的，因為我們是一個有着五十六個民族的大家庭。但是，在海外，這种提法是否恰當，我認為是值得商榷的。

漢字有着几千年的歷史。几千年來，風云變幻，政權更替，民族融合，“漢文化”已經不再是原來意義上的“漢族文化”，它已經演變成了中華民族統一的文字，已經成了中華民族文化的符號。也因此，我認為，今天我們仍然把祖國的文字和語言定性為“漢語”是不恰當的。我認為，對海外，仍然叫“漢語”會存在着“大民族主義”的問題。

其實，除了少單一民族組成的國家外，這個問題在世界各國都存在，都有先例。比如西班牙，它有加斯蒂亞諾民族的文字和語言，有加泰羅尼亞民族的文字和語言，邃有巴斯克民族的文字和語言，但代表西班牙國家官方的文字和語言就是加斯蒂亞諾民族文字和語言。代表一個主權國家官方的文字和語言，我認為不能把它稱為一個“民族”的文字和語言。也因此，我認為如同“西文”、“英文”、“法文”和“德文”一様，代表我們祖國對外的語言文字應該叫“中文”。

我感到，“漢語”的叫法比較凝重，有着一种歷史感；“華文”的叫法比較老气，有着一种滄桑感；“中文”的叫法比較現實，有着一种時代感。

我為什么要提出這個問題？是因為在海外，我感到它有着非常現實的問題。對于第一代華僑來説，他們都知道祖國的歷史，知道祖國文字和語言，因此，無論是叫中文、華文也好，邃是叫漢語也好，都能够理解其中的原因。但是對于第二代、第三代乃至以后更久遠的后人來説，却不一様。他們對諸多的概念容易混淆，會產生疑惑。而對于學習中國文化的外國人來説，更是如此。

我提出這個問題，并没有要求海外華人創辦的學校都要“改名”的意思，希望我們國内政府部門，對海外中文教育問題要有一個統一的提法，對海外中文學校有一個統一的叫法，對中國國内出版的課本有一個統一的名稱。

規范名稱，也是一個不應該被忽視的問題。（麻卓民 西班牙　作者任職于西班牙巴塞羅那ESERP孔子文化學校，原文刊于《歐洲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