説實話，我有點找不着自己了。

2008年，本來是充滿期待的一年，但一連串發生的事情，却不斷地檢驗着我的良知，讓我在紛扰的人群中做出自己的抉擇。我忽然發現，原本屬于自己的位置，仿佛變得有點模糊不清了！

年初，暴風雪灾害發生時，因為關注度不高，在頭腦中造成的衝擊也很有限。唯有事后的“英雄譜”式的宣傳，令我感到了几分厭惡，并對其中反复調的“大公無私”的精神心有抵触。一個政党可以把這种精神做為追求的目標，却不應該以此治理國家。對于普通百姓而言，他們更希望得到的是一個“以人為本”的社會人文環境。不難看出，在這個問題上，我的立場明顰和主旋律不一致。

不久之后，由于奥運圣火傳遞過程中遇到的阻力，激發了一股强烈的民族主義情緒，也掀起了一場抵制家樂福的“運動”。早在几年前的反日熱潮中，我就對這种“抵制”的做法表示過反感，因而被狂熱的憤青們不斷謾駡。這一回，我的觀點仍然没有變，依舊旗幟鮮明地反對“抵制”。從表面上看，我的看法似乎与正統的觀點极為接近。不過，如果聯想到憤青們“奉旨憤怒”的内在原因，我的立場便不免帶一种“貌合神离”的味道。

在凱迪社區，有人把“愛國憤青”稱之為“左憤”，把“民主憤青”稱之為“右憤”。很顰然，在此之前的几年中，与我不斷發生“衝突”的那群人應該屬于“左憤”。

没有想到的是，廣州模特譚靜的死亡，却導致了我与另外一群人的衝突。這此之前，由于立場的原因，我對這個群体一直没有什么殊的感覺，至少在内心深處并無反感。不過，在譚靜事件中，却讓我看清了他們的本質。他們那种置事實于不顧，專心于抹黑的固執，簡直到了不近情理的地步。我雖然追求民主，但却不屑于与這些人為伍。

接下來四川汶川發生的地震，再一次加深了我對“右憤”們的反感。當此國難發生之時，大家本應該抛開政治歧見，全身心地投入到救灾的努力中去，即使對當局的决策有意見，也應該本着合作的精神提出批評這様，才符合老百姓的根本利益。令人遺憾的是，右憤們在這様的場合下，仍然無法停止他們口頭的“狂歡”，對當局的救灾行為极盡諷刺挖苦之能事。他們的口中雖然堂而皇之地挂着為灾民着想的名義，但内心深處着抹黑當局，根本没把救灾當成是自己份内的事。我雖然也對當局的表現有諸多的不滿，但在這种危難的時刻，却并不想否定他們負出的努力。

昨天上午，我邃遇到了另外一件事。我的店里來了一名年輕的女士，手中拿着一張蓋有“私企協會”圖章的通知，大意是要為地震灾區募捐。老實説，我無法判斷這件事情的真假。我的一個朋友就是刻圖章的，深知這种東西的不靠譜。网上隨便搜一下，就能找到一堆趁机發國難財的案例。我掃了這個女人一眼，以前没有見過，而且邃是外地口音。并且，這個“私企協會”也從來没有跟我有過任何關係于是，我跟她説：“我已經通過紅十字會的帳號捐過款了。”她口中説：“没關係這是自愿的。”但邃是堅持要在她的單子上抄上我的店名。我注意到那張單子上已經寫了一些店名，后面分别標着50或100的數字。

這半年來可真够亂的。每個人都在忙。左憤忙着“愛國”，右憤忙着抹黑，騙子忙着行騙。我在忙什么？莫非是在忙着和一些人划清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