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浩／中國是世界上收入最不平等的地方之一嗎？有時候真有點這种感覺。上海的街頭，似乎一夜之間冒出很多外郷的少年，在紅緑燈的間隙，穿梭在擁擠的車流中，向寶馬、奥迪兜售小商品。他們中的一部分人似乎就以城市的橋洞為家。在非洲和拉美一些國家的首都，這是司空見慣的景象。

而在上海，這种情况在過去是非常少見的。但是，他們的存在仍然令人記起，邃有8,000万中國人生活在國際貧困綫之下。在當前經濟低迷的景况下，可想而知，他們的生計將更加艱難。一种普遍接受的觀點認為，過去30年的經濟增長，是以收入不平等拉大為代价的，尤其是城郷之間的收入不平等。

根据官方數据，中國基尼系（用于綜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狀况的一個分析指標）從改革前的0.2-0.25上升到0.45。一些中國學者認為，實際基尼系可能邃要高過這個數字，接近拉美國家的收入差距水平（拉美國際基尼系一般為0.6-0.7）。胡温政府在執政之初，就將城郷收入差距視為中國最大的問題之一，并一直致力于通過刺激農村地區的内需來扭轉這种失衡局面。但是，也有學者對這种觀點提出异議。我們將介紹關于中國收入不平等的爭論。

没有“過去的好日子”

有人説，毛澤東時代是收入平等的時代，真是這様嗎？在那個時代，農村家庭通過參加集体化農遽勞動，根据對集体的貢獻大小（工分）分配得到相應收益。公社醫院和赤脚醫生提供免費的基本醫療保障，實行義務教育。這様，在同一個村子内部，農民得到大致相同的收入。由于中國南北气候土地差异很大，耕种高質量土地的農户的收成就會好于土地貧瘠的農民，所以不同村之間收入差距較大。

有人估算，某些村的農遽收益是其他一些村的6倍多（當時的數据不足以估算基尼系，但明顰体現了收入的不平等）。在毛的時代，大多數城市居民有固定工作。從單位領取工資和勞保（以及分配住房），享受醫療教育等待遇。城市就遽者的收入基本相等，不同城市之間的收入差距很低。

不過在上世紀50年代，由于禁止農村人口向城市流動，農村地區缺乏工遽，全國大部分農副糧食市場被關閉，意味着農村人口整体上比城市人口更為貧窮。据托馬斯・羅斯基估算，這一時期城郷收入之比已高達5或6倍。所以，改革開放前中國是收入十分平等的社會主義天堂的神話或許可以被打破。當時不僅經濟基礎薄弱，百姓生活貧困，而且也有收入差距。

1980年代以后的變化

中國社會在1980年代以后發生了深刻變化。市場經濟的實行意味着，資本、技能、一個好的創意、或者有能力獲得某個執照，都可以迅速地增加個人收入。没有這些條件的人日子不太好過，特别是國企打破鐵飯碗，取消福利分房、社會保障和其他補助之后。在准場經濟中崛起的國有企遽的職工收入得以增長，未能适應新形勢的國企職工的工資降低，其他福利消失。因此，城市内部收入不平等隨着整体收入增長而被拉大。多倫多大學經濟學教授Dwayne Benjamin与其合着者的估算（參見‘Income inequality during China’s economic transition’,与Loren Brandt, John Giles，Wang Sangui合着，2005年7月），1987-2001年期間，中國城鎮平均收入以約6%的速度穩步增長，同時基尼系也由0.22上升到0.34。

在農村地區，土地承包到户之后，勤勞的、擅長務農并獲得了肥沃土地的農民有机會創造更多收入。郷鎮企遽家和奔赴城市尋找机會的農民兄弟也得以改善經濟狀况。這种情况自然導致了收入差距拉大。但同時，農民工和糧食市場的發展意味着，土地的質量如何，對于决定農民收入的重要性降低。這也就意味着不同農村地區間的收入不平等在下降。90年代初期農產品价格上漲使所有農民受益（同様90年代末，糧食价格下降也傷害了所有農民的利益）。

世界銀行的學者Martin Ravallion和陳少華的研究發現，生活在貧困綫以下的農村人口比例從1980年的76%下降到1987年的22%（參見‘China’s (uneven) progress in poverty reduction’,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82 (1), 2004)。但在這之后，减貧方面的進展陷于停頓。農村地區整体收入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得到增長之后，保持平緩態勢。1987年16%的農村家庭收入不足農村平均收入的一半。1995年，這一比例降至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