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武鉉以“人權律師”起家，在競選中高舉“實現新舊交替，打破舊政治和特權政治”的大旗，初標榜清廉 。而陳水扁由“三級貧民”家庭走大學法律系由律師步入政壇，在“美麗島事件”中嶄露頭角，“反黑金”的口號所向披靡，年輕人視陳水扁為偶像。

如果再將韓國与中地區作一比較，不難看到盧、陳兩人所處的歷史背景也頗相同----都是“東亞四小龍”，在獨裁統治中實現經濟起飛，政商勾結，錢權交易盛行。儘管都擺脱了獨裁，政党紛爭却從未停息，政治領袖也走不出盛极而衰的輪回。

盧、陳都是從他們的下屬或親友的案子打開缺口，才逼近他們本人----從這一現象中，我們也能看到東亞的血緣傳統在政治生態中的作用，似乎一涉及到親人的利益，領導人的責任感和道德感就崩潰了。

都是通過選舉，他們執政的每一天都面對着反對党和充分享受新聞自由的媒体----對盧、陳的爭議和指控都開始于他們在任時，但都是在他們卸任后才受到查處。

那么説到底，問題的症結之處， 邃是一個老生常談的問題，為什么監督在亞洲地區就難以實行？

這似乎印證了亨廷頓的民主觀點----第三世界國家實現現代民主的過程中存在的最大問題是，一旦公權力實現比較開放的競爭之后，對權力自身實行有效的監督，往往就成了最為棘手的問題。

客觀地説，盧武鉉的自殺在揭示了韓國民主有待完善的某些軟肋外，同時也昭示了民主的益處----假設韓國依然繼續全斗煥時代的集權方式，經濟依然發展，那么從全斗煥、盧泰愚到盧武鉉的黑金腐敗會暴露嗎？應該不會暴露在司法調查下，最多暴露在民眾的嘴巴上。

“盧武鉉門”所涉嫌的問題金額，充其量是600万美元，且來自名不見經傳的制鞋商所賄，与過去那种源于大財閥、動輒數億美元的政治黑金已有程度上的很大差别，但縱然如此，仍難逃輿論和法律的追究。

盧武鉉自殺后，一些中國媒体在評論中談到了道德壓力，不少公眾贊賞盧武鉉表現出的知耻意識。看來這一事件引起中國民眾的廣泛關注，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由于盧武鉉卷入了腐敗案，而是他的自殺体現出的耻感文化。

更多的是，民眾對官員道德壓力的缺失深感擔憂----盧武鉉的個人羞耻感，讓他為自己的行為付出了最高的代价，但是，當一個國家絶大多數人，甚至掌握權力的階層，都缺失羞耻感的時候，僅僅是個别人的羞耻感有用嗎？

韓國司法部門在盧自殺后又突然宣布停止調查----其人已逝，罪与非罪的法律之辯，或“保守”与“改革”之爭，接下來也許會先讓位于東方民族的義禮人情。

這似乎代表自殺可以換得尊嚴和寬恕地區的《中國時報》刊發了一篇評論稱，肯定盧武鉉自殺，是一种不負責任的負面教育，我們探討腐敗的時候，應該集中關注于“如何透過公正的司法体制，將相關弊案厘清并予正确判决，讓犯罪的人得到應有的懲罰，給人民一清楚的交待，邃給人民公道”。

寄希望腐敗分子的自我反省和良心不安，實在是一种無力的一厢情愿。治療腐敗的最好方劑邃是法律和公開透明，這也是形成道德壓力的最重要的基礎。事實表明，僅僅靠道德壓力而不是法律程序，是無法從根本上解决腐敗問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