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組織能力与思想教育

歷代盛衰興亡的關鍵無一不系廣義的國家組織能力。傳統中國悠久歷史之中，戰國、秦、西漢這段時期國家組織能力最强。西漢以后，層層自上而下的國家組織之中往往發生不少阻力，削弱了國家組織能力。在内憂頻仍外患空前的二十世紀前半，誠如中山先生所説，偌大的中華民族已象“一盤散沙”。新中國却能在短期之内，將一盤散沙般的民族轉變成空前富于組織能力的國家。為加深瞭解新中國組織能力的革命，先扼要將古今作一對比。

中華民族在戰國期間已開始表現高度組織能力，大体上由于兩個主因。一，戰國期間主要七國之間生存競爭非常激烈，逼使各國非力求富强之道不可。富國强兵之道，并非高談“仁義” 的儒家所能把握，而是几派法家的專長。法家的最終目的是造成絶對君權，在當時也就是絶對的國家的權力。法家雖不否認社會上尊卑貴賤的存在，但主張在君主一人之下，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削除春秋式貴族特權階級，建立以個人才干shit~為標准的官僚制度，推行郡縣制，逐步走向一元化集權國家的方向。二，為了生存競爭力求富强，法家瞭解農民的重要，因此把農民解放為自耕農，增加農產，擴充兵源，逐漸變成以農、戰為本的軍國民主義的國家。法家是為絶對君權服務，并不是為農民服務為了增强君權才不得不解放農民。新被解放的自耕農雖是擔負賦役的被剥削者，但身份權利畢竟遠胜于農奴。

秦行商鞅之法，百五十年間改革比其他六國徹底，最后征服六國，建立了統一帝國的基礎。劉邦攻下咸陽，蕭何“獨先人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可見西漢一承秦制。

經過元、成和東漢的開國，儒家成了長期的正統政術。儒家重“德化”、“禮治”。最后分析起來，所謂的“禮”實在是維持不平等階級社會的理論工具，与法家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原則恰恰相反。東漢開國的君主劉秀，本人就是南陽的大地主，他建立皇朝時依靠不少其他地區豪族的擁護。儒家的主張正适合東漢皇朝的需要，成為辯護豪族私利的理想理論工具。因此從東漢后期起，國家的組織能力，受到地方政權和社會豪族雙重的阻力，終于演變成三國割据的局面。在以后的朝代，這兩种阻力或不同程度地繼續存在，或阻力形式有所改變，但無疑義地，國家組織能力都被各种阻力所削弱。

最后分析起來，影響國家組織能力最基本的因素是人民是否有積极性。在廣土眾民的中國（公元后二年人口已經六千万），自皇帝到庶民層複雜的國家机构，如果不靠人民積极的擁護，是不可能充分發揮組織能力的。在以法家為政術的六國和秦，各國君主為競爭圖存，不得不解放農奴，保障自耕農的利益，所以農民多少有些積极性。東漢以降，直至解放，雖不無政治上和社會上安定的時期，但人民始終處于被動的地位。人民消极的抵抗是逃避賦役，積极的抵抗是參加農民起義。因為种种政治和社會上的阻力，長期人民消极或積极的抵抗，兩千年來，華北一再陷于五胡、遼、金，全部中國兩度征服于元、清，并几番演出了地方割据。即使在一統局面之下，人民的被動性也嚴重地影響了國家的組織能力。

二十世紀前半的中國，承繼了自清初以來，因人口爆炸而產生的种种空前的社會經濟困難，自清末督撫專權兵為將有所引起的多种政軍弊端，并面臨曠古未有的民族生存危机----西方及日本帝國主義的榨取鯨吞。當時救國主張雖多，回顧起來，惟有中國共產党深刻瞭解自上層改革的無效，帝國主義控制下的幾個大都市的不足恃，真正救亡圖存的辦法是到落后的農村解放人民，建立革命基地，從基層發揮人民積极的組織力量。正因為共產革命的領導堅信救亡必先救民，而領導方面自始即与民眾同甘共苦，所以解放以后，特别是經過文化大革命，政府一切措施無一不根据最大多數最貧苦人民的意愿与福利，政府的目的是建立一個史無前例的平等的社會。在這新社會的基層中，人民确是主人，發揮了積极的作用。

新中國無疑義地是世界上組織最嚴密的國家之一。上自中央政府，中經省、市、自治區、縣，下至城市里的街道鄰里，郷村里的生產隊，無一不包括在組織网之内。就純理論而言，有兩點值得分析。一，僅有組織，未必能充分發揮組織力量，古今中外實例甚多，不胜枚舉。二，新中國嚴密的組織网中，是否邃有削弱組織的阻力。事實上，文化大革命以來，以上兩個問題在實踐上都已不存在。基本原因是今日的中國不是專靠形式上的組織，而是特别注重政治。社會上每個階層之中，各种階層之間，不斷地搞思想教育、討論路綫問題。思想路綫教育的結果，不但使組織上可能的阻力不能存在，而且激發組織成員的工作積极性。這是文化大革命以后的中國的最主要特色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