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讀《我的伯父周恩來》一書，其中鄧穎超在侄女周秉德面前訴説的一些“委屈”之事，讀來讓人感動，讓人流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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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媽（指鄧穎超）説：“今天我倒要説説我的委屈。你們做了名伯父的侄儿、侄女，名兄的弟弟、弟媳婦，没有沾光，反而處處受限制，是不是感到有點委屈？可你們知道嗎？我做了名夫之妻，你們伯伯是一直壓我的。他死后我才知道，人家老早就要提我做副委員長，他堅决反對。後來小平同志告訴我説，就是你那位老兄反對。“解放初期，政務委員會，人家要我上，他不讓。我也君子協議，我不与他在同一個部門工作。我就向主席報告去婦聯工作。組織上安排我在婦聯做副主席，他和人家吵架，不同意我上。定工資時，蔡大姐（蔡暢當時是婦聯主席，鄧穎超是副主席）是三級，我知道他的作風，我按部長級待遇不定四級而定到五級，報到他那里審批時，又給壓到六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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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廈十周年上主他看到名單有我，又畫掉了。因我是名人之妻，他一直在壓我。我的工作是党分配的，不是因為他的關係你們不要以為我現在又是副委員長，又是政治局委員、紀委書記，都是因為你伯伯的關係這是黨員選的，是我自己的工作决定的。我們党内開會，都是會上反映的意見，人家認為應提我選我，如果你伯伯在，他一定不會讓我擔任。”

從鄧穎超的“委屈”，讓我們看到了周恩來、鄧穎超夫婦“親者嚴”、“對己嚴”的一貫形象，也讓我們再一次感受到了周恩來、鄧穎超夫婦的崇高精神情操。周恩來、鄧穎超夫婦雖然没有給后人留下一磚一瓦、一錢一物，却為后人留下了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子孫為之自豪，世人為之敬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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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周恩來、鄧穎超夫婦為鏡，照照時下我們幹部隊伍，有幹部就相形見絀，差距大矣。有人雖然高唱公僕歌，大念服務經，但靈魂深處仍然信奉的是“一人得道，雞犬升天”的舊官道，行動上依舊搞“一人當官，全家享福”的腐敗事。妻儿的“位子”，要安得好好的；親友的“票子”要謀得多多的；家庭的“房子”，要建得大大的；自己的車子，要坐得洋洋的。反正個人不掏一分錢，全要公家給報銷。現實生活中，有些本來正派、廉洁的領幹部就是因為抹不開情面，放松了警惕，為親情、友情、人情所迷惑、誤導、牽制，忘記了党紀國法，掉進腐敗泥潭，走上犯罪道路。

中國自古以來就有“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説。鄧穎超的“委屈”再次説明，治家与治國有着天然而緊密的聯繫一個連家都管不好治不好的人，又怎能奢望他去管好政，治好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