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子打假打出了名，以至于鮮有行外人記得他正經八百的學術背景。搞分子遺傳學研究，多他一個不多，少他一個不少；打學術的假，現在倒是缺他不行。 當下卷入“學術造假”爭議的四川大學副校長、中國科學院院士魏于全便是“吃”了方舟子的“虧”。再往前，清華大學一名“造假”的教授也被他推下了講壇。如今的方舟子，無异于學術界的一個“异類”。 論文抄襲，成果造假，騙取經費，評審拉關係走后門……种种學界道德滑坡的批評不絶于耳之時，有一個方舟子，的确是學界的幸運。然而，換一個角度思考，學界中人若個個“五十步笑百步”，于相安無事中“天下太平”，而讓這様一個“异己分子”打假成名，實在是學界大大的悲哀。 方舟子不可能包打天下。上至學界大腕，下至年輕后學，在种种名利誘惑之下難免偶爾動點“歪” 念。一個方舟子縱然練就火眼金睛，也不可能盡收眼底。學界門類無數，精于分子遺傳學，未必真能“触類旁通”。缺乏足够權威，其殺傷力自然弱化。甚至難免有時打出“冤假錯案”來。起碼，有的被揭露者可以理直气壯地説：“你方舟子不懂！” 方舟子縱然能包打天下，以公民的身份，揭穿“皇帝的新裝”，他并没有權力讓造假者必須受到應有的懲罰。方舟子曾經在一篇文章中透露，在清華大學那名教授之前，他已揭露過几起，但是造假者并未受到任何懲罰，其中一位反而從副教授升為教授。 問題出在哪儿？同行之間的袒護是一方面，學術共同体成員之間成了利益同盟而非互相監督；缺乏獨立調查和公正裁决是另一方面，對造假者的調查，往往交給其所在單位，有幾個單位有敢于揭短的胸襟？縱然調查出來的結果是公正的，也難以避免公眾猜忌，缺乏公信。 正是基于這一點，許多學術造假案變得扑朔迷离。方舟子看上去“粉絲”很多，却很孤單；有多少人叫好，就有多少人忌恨。要營造一個干的學術環境，前提是，所有“涉嫌者”能够得到獨立的調查、公正的裁决。如果將“邃清者以清白之身，給違規者以應有之懲戒”的使命寄托在某一個人或者某一個机构身上，永一种奢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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