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戰爭轉眼間已經40多年(編者：文章寫于99年)了。 這場戰爭是我國軍隊同有現代化武器裝備的敵人進行的一場殊死决戰，是我軍歷史上光輝的一頁。它對于維護朝鮮半島和亞洲和平以及确立我國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都具极其重要的意義。

抗美援朝第四、五次戰役期間，是我志愿軍后勤最困難、最艱苦、複雜的時期，也是志愿軍廣大指戰員忍饑挨餓最多、人員損失最嚴重的時期。我到北京向周總理匯報后，軍委對這种情况十分重視。五次戰役后期，軍委專門派總后勤部部長楊立三、副部長張令彬、空軍司令劉亞樓和炮兵司令陳錫聯等同志到空寺洞“志司”，具体瞭解后勤困難，研究如何加强對志愿軍后勤的支持。

彭總對楊立三、張令彬、劉亞樓、陳錫聯等同志説：現在最困難、最嚴重的問題就是后勤供應問題，就是糧食供應不上，彈藥供應不上的問題。要解决這個問題就要加强后勤建設。而當務之急呢，就是要迅速成立志愿軍后方勤務司令部，不解决這個問題，其他的問題都不好解决!

楊立三、劉亞樓他們認為彭總和我們的意見很有道理。回去后，向毛主席和周總理、徐老總、聶老總等軍委領導作了匯報。軍委很快表示同意我們的意見，并給我們發出指示，决定“在安東与志司駐地之間，組織志司的后方司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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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5月19日志愿軍后方勤務司令部成立,洪學智兼任司令員(前排右1)。圖為彭德怀与后勤司令部部分成員合影

1951年5月14日晚，在空寺洞滿是礦洞的山坡下的一座木板房里，彭總組織志愿軍黨委常委的同志鄧華、我、韓先楚、甘泗淇、解方、杜平開會，研究志愿軍后勤司令部的机构設置幹部配備等問題。

會議一開始，彭總就説：“有一個事情，咱們得先定一下。中央决定成立后方勤務司令部，説‘志后’在志司首長的意圖和指揮下進行工作。現在中央又給我發來電報，要求志后司令要由志愿軍一個副司令兼任。現在我們就先定一下，誰來兼這個后勤司令。”

我一听彭總這話，就預感到八成得由我來兼了。因為一進到朝鮮，后勤就是由我來兼管的。我們的副司令一共4個，朴一禹是朝鮮人不能兼，鄧華和韓先楚原來也都没分管過后勤，我不兼，誰兼?可是，從我内心講，并不願意兼這個后勤司令。我不愿兼的原因有兩個：一是因為我長期以來一直是做政治工作和軍事工作的，我對軍事工作和政治工作，特别是軍事工作更熟悉。第二是朝鮮戰爭的后勤工作太難搞，我擔心搞不好，搞砸了，没辦法交待!我不想兼，又不好提别人兼，就悶在那儿，不吭气。

我不吭气，别人的發言倒是滿腔熱烈的。鄧華、韓先楚、解方、杜平，你一言，我一語的，都説老洪兼好。

我一看這事實在推不掉了，再推下去非搞僵不可。于是就開始講條件了。我説：“這個后勤司令我可以兼，但是得有個條件，允許我這個條件，就行。”彭總問：“什么件呀?”

我説：“條件很簡單，第一個是干好就早點撤我的職，早點換比我能干同志；第二個，我是個軍幹部，願意做軍事工作，抗美援朝完了，回國以后，不要再讓我搞后勤了，邃讓我搞軍事!”

彭總听了以后，笑着説：“我當是什么，就這條件呀? 行! 贊成! 同意你的意見!”

就這様，在這個會議上，志愿軍黨委正式作出了由我兼任后勤司令的决定。會后又將决定上報了中央軍委。(本文作者系徽金寨縣人， 1929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曾參加商南起義和長征，畢遽于紅軍大學。 1950年參加中國人民志愿軍入朝作戰，任志愿軍13兵團第一副司令員、志愿軍第二副司令員等職。1955年被授予上將軍銜。建國后歷任總后勤部副部長、部長、中央軍委第一副秘書長、全國政協副主席等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