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從12歳來到伯父周恩來、伯母鄧穎超身邊，就知道兩位老人家没有儿女一位干儿----我的維世姐姐。我和弟弟妹妹們來到中南海西花廳的家中，兩位老人家對我們都是諄諄教誨，嚴格要求，同時又關怀備至，疼愛有加。對一些戰友和烈士的子女，也常常關心、照顧、教育、培養。他們實際上是關心所有的革命后代。

1962年4月的一個周末，我又照例回到西花廳院子里几株海棠樹，盛開着一簇簇白色、粉色的花朵，使這古朴的院落增添了熱烈、歡快、繁榮的气氛，一片生机盎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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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父從來没有什么末休息，他有太多做不完的工作要做，現仍在外面辦事，尚未回家。

伯母見到我，很高興地听我談了些工作、生活及我的父、母、弟、妹的近况后，又無不傷感地對我談起了一些我從未听説，而又非常遺憾的往事：

“秉德，你一直以為我和你伯伯没有自己的親生孩子，是吧？其實1927年4月我在廣州時，生過一個男孩，因為這孩子体重太大，有10磅(相當于 9.07 市斤)超出正常標准我在醫院難產，三天三夜生不下來。雖然是德國的教會醫院，條件算是好的，但當時的技術邃没法進行剖腹產手術用產鉗幚助，因用力過大，孩子頭部受到嚴重損傷，没能成活！不然到現在也有35歳了，比你整整大10歳呀！”

听了這話我實在非常惋惜，不然我這位大哥，在伯父、伯母的培育下，如今一定會是位剛毅、果敢、英俊、熱情、足智多謀的好大哥，他會在艱苦的工作崗位上勤奮地工作……想着就不由得大叫：“太可惜了，太遺憾了！那當時伯伯見到自己的大胖儿子了嗎？”伯母從容地説道：“那是大革命的年代，你伯伯已在1926 年12月，由廣州調到上海的党中央去工作了。我在醫院由我母親陪同。”接着伯母又嚴肅地回憶起這之后的往事：

“孩子没保住，我的身体虚弱，但却無法安心調養。當時正赶上‘四・一二’蔣介石叛變革命，突然、大量地逮捕、屠殺共產党人，各大城市一片白色恐怖。你伯伯在上海已經轉入地下，我在報紙上已經看不到他的任何消息，廣州也已吃緊。

“這時，一位打扮入時的貴夫人，戴着耳環、涂着口紅，走進我的病房，我以為她走錯了房間，可定睛一看，原來是陳鐵軍。她和我都是在我們黨的廣東省委婦女部工作的，她平時着裝儉朴，現在情勢緊急，為了避免暴露身份，她有意這様裝扮，專門來通知我：現在上海、廣州都發生反革命事變，党組織讓我來通知你，赶快設法离開廣州！隨即我母親在外面剛好收到你伯伯從上海發來的電報，讓我們設法到上海，以我母親的名義在報紙上發尋人啟事找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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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分娩時，孩子没能存活，我雖然難過，但對醫生、護士没有一句責備的話，反而安慰她們説：我知道你們盡了最大的努力，這也是没有辦法的事。醫生、護士們對我很同情，很尊重，關係得非常好。這時把這緊急險惡形勢告訴了我的醫生王德馨，這位醫生馬上幚我想了個辦法：醫院定期派護士坐德國領事館的香港采購藥品和醫療器械，她們可以把我打扮成護士，讓我母親扮做工友，乘坐德國使館的小電船去香港。

“但當時邃没到日期，當前怎么？隨時可能有軍警來搜捕，這位醫生又把我們安排在后院的一間小屋中，反鎖着門，一天三餐都是護士送進來。

“果然，那天我剛离開病房，就有一名軍官帶shit~了几十名士兵，衝進醫院，追問鄧穎超在哪間病房？王德馨醫生回答他們：是有位姓鄧的產婦，但孩子死了，人已出院了！軍官就指揮士兵搜查，這時德國院長听到吵嚷聲，走過來厲聲喝道：這裏是德國教會辦的醫院，决不允許中國軍隊搜查！一見洋人出來，那個國民党軍官帶士兵灰溜溜地走了。

“几天后，我和母親在巡邏軍警眼皮底下，順利离開廣州，去了香港。又買船票去上海。海上風浪大，船顛簸得厲害，我又身体虚弱，真的把黄水都吐出來了。”

伯母站起來，在房間里踱着步，邊走邊説：“我們是5月1日到的上海，馬路上到處是巡捕在巡邏，气氛很緊張。我們找到一個旅館住下，母親就去上海最大的《申報》登了尋人啟事：‘伍豪（伯父的代號、筆名，當時國民党邃不知道）鑒：你久已不要你的妻子。現在我帶到上海找你。你見報后速到某某旅館來，岳母振德（伯母的母親名楊振德）。’

“你伯伯住在工人家的小閣樓上，仍在緊張地工作，那天他看到了這則尋人啟事，很高興，認為我總算脱險了，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但仔細一看旅館名字，却又大吃一惊。正是前一天，就在那個旅館里剛剛抓走幾個外地到上海來找党中央幹部。你伯伯馬上派人赶到那個旅館，把我轉移到一家日本人開的福民醫院養病。過了兩個星期，你伯伯找到一處隱蔽、安全的房子，我才跟他見了面。”

這段几度脱險的經歷，當時已過去整整35年了，伯母講起來已經很坦然。但我听了之后却久久不能平靜，至今都無法不為伯父、伯母痛失愛子而惋惜，也為伯母的几次脱險而深感慰藉。

如果不是為了革命，伯伯會在伯母怀孕六個月時調离廣州嗎？如果伯父在伯母臨產前守在身旁，完全可以提醒醫生，使用產鉗時，動作輕柔些，那么的這位大哥該給我伯父、伯母帶多大的快慰与幸福啊！退一步説，大哥未能成活，至少伯伯可以親眼看到自己的這肥肥胖胖的大儿子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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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母在這過程中的几次遇險，如果不是她對人友善、可親，几位醫生、護士會冒着風險，為她做掩護嗎？如果没有陳鐵軍烈士當時冒險送信，没有醫生、護士的掩護，伯母在白色恐怖下，能脱离險境嗎？在上海，如果不是伯伯及時發現那一旅館的危險性，立即設法將伯母轉移，她也可能同前一天的同志一様被抓捕，犧牲。

這使我更深刻地体會到伯父、伯母經常對我們説的一些話：我們參加革命，是隨時准犧牲的，必要時，是不能考慮個人安危的。我們這几十年的革命，犧牲了多少优秀的同志，是那些千千万万革命先烈，用他們英雄的壯舉，用他們寶貴的鮮血和生命，才換來我們今天的幸福和安宁。他們的光輝形象在人民革命的歷史中熠熠生輝，永不磨滅！伯伯和伯母經常講：我們能活到今天革命隊伍中的幸存者，我們要時刻想到他們。這様我們邃有什么利考慮個人的得失呢？有什么利不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全身心地為人民服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