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標題并非故作惊人之語，雖然我要説的事情并不血腥，但是我認為它比血腥更為可怕----它謀殺的不是肉体，而是思想；它并非出自惡念，而是源于善意；它并非不同尋常，而是我們的日常生活；在這個案子里甚至没有坏人，表面上看大家都是受益者，但其實人人都是受害者。

這是我讀了上期《南方周末》一篇報道后的感受。這篇報道有一個非常准shit~确的標題：“‘集体’是誰？”説的是今年央視春晚一個節目背后的故事。這個節目是打工子弟詩朗誦，那首詩題為“心里話”，作者署名為“集体創作”。報道揭示這首詩的原作者是北京一所打工子弟學校的校長秦繼杰，他被迫違心地放棄了作品的署名權，眼睜睜看着自己的作品被篡改。

這個節目打動了許多觀眾，同時因為其中的兩句詩而遭到廣泛的質疑。這兩句詩是：“别人与我比父母，我和别人比明天。”有人認為它過分功利和庸俗，更有人認為它認可并勸導人們接受不平等的現實，而且分明是糊弄窮人的謊話----没有今天何來明天？起點不公平，過程也不公平，如何迎來結果的公平？這兩句詩被當作反面説教在网絡上廣為流傳。

有意思的是，這兩句詩，正是央視“集体創作”添加上去的。原作者秦繼杰在正式演出前听到了這兩句詩，也覺得“很生硬”。他認為篡改者根本不了解打工子弟，他們的自尊心不允許强調自己的父母。

絶非巧合，這些篡改十分典型地展現了央視“集体”是如何篡改民間聲音、漠視民間情感、抹殺民間思想的。他們有一整套現成的觀念和嫻熟的技法，把真實的變成虚僞的，深情的變成輕浮的，厚重的變成空洞的，尖鋭的變成圓滑的，生動的變成呆板的……以适應報道中所説的“春晚語境”。又比如這首的原標題叫“我是誰”，是那些從小隨父母生活在城市却被城市拒絶、身世飄零的孩子們對社會沉痛而尖鋭的追問，却被央視“集体”篡改為“心里話”，成了軟弱的温情的告白，而且以一句“我和别人比明天”的阿Q精神把他們遭遇的所有不公不義化解為零。從某种意義上説，篡改后的詩作的表達走向了原詩的反面，成為央視屏幕上又一百姓、討好領導的點綴。

我這様説一定會讓那些煞費苦心的央視編導們感到委屈，那些被節目感動的觀眾也會覺得我過分苛求，這正是這套集体主義机制的成功之處。應該説，這個案例雖然典型，但并不完美。真正完美的是，儘管聲音被篡改、思想被抹殺，但是所有的人都感到滿意。這個案例的不成功之處在于，詩歌的原作者秦繼杰感到很不滿意。

正是對那兩句詩的不滿意，促使他給廣電總局寫信，希望通過追討署名權而与央視溝通。据央視編導對記者解釋，當時离直播邃有三天時間，更改署名要層層上報，“确實來不及了”。無可爭議的原作者找上門來，三天時間竟然改不了一個署名？竟然要層層審查，是審查作者是否冒名頂替呢，邃是他的家庭出身和思想面貌？這就是一架“集体”机器的可怕之處。最后，編導又是通過集体主義話語，成功地對原作者的著作權進行了剥奪----他“開玩笑似的”指着那些正在排練的學生説：如果你揪住這個問題不放，節目因此而上不了，最傷心失望的就是這些孩子了。這一套使秦繼杰毫無反抗的余地：“我當然要顧全大局，這邃用説？”于是他違心地籤了一份放棄署名權的合同，無可奈何地看着那兩句“生硬”的詩句在“集体創作”的名義下被塞進自己的作品。

而又正是這些刀砍斧鑿，反倒讓篡改者們從法律上找到了自我辯解的證据----編導對記者説，這些改動正是“集体創作”的證明。無論法律是否饒恕，這裏面都有些無耻的味道。我這裏討論的并非法律問題，而是每天都可能在我們生活中發生的思想謀殺事件。

劉軍宁曾經撰文比較個人主義和集体主義。他説，“‘集体權利’的概念（即權利屬于集体，而不是屬于個人）意味着‘權利’屬于某些人，而不是另一些人，某些人具有任何他所喜歡的方式來處置其它人的權利，這些特權邃包括許多其它僭取的權利”。

“集体”是誰？這是一個值得反复究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