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关键部门“去习化”，中国政局结构失控
仁公治 ｜ 人民报 ｜ 2025-05-30

自2024年尤其是三中全会后，中国政坛悄然出现一股耐人寻味的逆流----一种“不明言”的去习化进程正在展开。这一过程虽非正式宣告、未见剧烈震荡，却在制度细节、舆论氛围、官僚话语和外交姿态中逐渐浮现。它意味着什么？是体制自我纠错，还是权力结构崩塌的前奏？如果我们将“去习化”视为风向标，那么习近平权力的“暗中旁落”，或许正预示著失控型极权体制终局的悄然到来。

一、高层决策频频出现“集体模糊”的迹象

习近平的权力并未被公开挑战，但却正在遭遇“结构性削弱”。自2024年以来，中共中央的高层决策频频出现“集体模糊”的迹象。例如，重大经济政策如“新质生产力”在宣传上虽仍冠以“习思想”，却不再有个人高度介入的直接指令。而党媒对习近平的聚焦频率亦在显著下降----曾经的“定于一尊”风格逐渐让位于“集体协商”的修辞。

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不是习近平主动收权，似乎是体系自身的防御性重构。自“清零政策”全面失败以来，高层政治合法性受到严重冲击。

习近平作为极端政策的主要推动者，已不再是风险中的“中流砥柱”，而成了潜在的责任中心。在一个以保位为本能的政治系统中，官僚集团本能性地寻求“去风险化”----即“去习化”。

二、系统只剩下一个选择：让“核心”暗中边缘化。

“去习化”并非仅是个人色彩的稀释，更深层是权力核心的松动。过去十年里，习近平透过反腐运动重塑了“忠诚”结构，但这种基于恐惧的体制并未真正建构稳固的制度认同。极权的悖论在于：权力高度集中时，看似稳定，但任何一处裂缝都会导致整体性失衡。

近期迹象表明，“去中心化”的过程已在关键部门中展开：

1、经济系统：中共经济官僚群体正在绕开习式思维，回归务实主义，重新引入“市场”与“改革”话语；

2、外交系统：中共外交体系也正在摆脱“战狼”思维，重建对西方的实用沟通；

3、宣传系统：中宣部对个人崇拜的调门正悄然降低，更多转向“安全叙事”与“集体责任”框架。

这不是权力斗争的胜负之分，而是一场体制自我生存逻辑的调整。在“无法彻底清算”与“无法再盲从”的矛盾之间，系统只剩下一个选择：让“核心”暗中边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