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真正危险的统治者,未必都是天才。正相反,有一种政治危险来自一个并不出众的人突然获得了远远超过其能力边界的权力。当制度失去纠错能力,当周围的人只剩下服从和赞美,当一次偶然的成功被解释为个人英明,平庸就可能不再表现为谨慎,反而膨胀为一种危险的自信。习近平值得研究的地方正在这里。
如果仅仅把习近平理解为一个“独裁者”,许多现象仍然无法解释。更值得追问的是:一个知识结构、政治经验和个人能力并不出众的人,为什么能够逐渐形成如此强烈的历史使命意识?为什么越来越相信自己的判断高于专业官僚、市场规律乃至既有制度?为什么他的政治语言越来越宏大,而政策体系越来越强调安全、控制、忠诚和斗争? 真正需要警惕的,不只是一个人掌握了巨大权力,是巨大权力正在重新塑造这个人的人格。 一、习近平的底色:不是天才型强人,是秩序型人格 习近平与毛泽东有一个重要区别。毛具有非常强烈的原创政治能力、语言能力、权谋能力和群众动员能力。无论怎样评价毛,他都不是一个平庸人物。 习近平不同。从其公开履历、讲话、文章以及长期政治实践看,很难发现有突出的理论原创、经济洞察或者制度创造能力。他更接近一种组织体系内部逐级成长起来的政治干部:重视纪律、等级、组织、忠诚和执行。 这种人格本身并不可怕。在一个正常制度中,这类人甚至可能成为相当稳健的行政官员。他熟悉组织规则,愿意执行任务,对风险保持警觉,也不热衷于过度创新。问题发生在这种人格取得最高权力以后,一个原本适合在体系中运行的人,最后成为了体系本身。谨慎可能变成多疑,纪律可能变成控制,组织意识可能变成忠诚崇拜,风险意识可能变成安全焦虑,而意志坚定则可能逐渐变成拒绝纠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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