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5月下旬，享誉世界的数学大师、北大杰出校友樊畿先生，阔别祖国五十载后应邀回国访问，先后赴北大、清华及中科院讲学。6月2日，我在清华大学迎接樊先生。除了安排学术报告与座谈外，我也陪同他与阔别了半个世纪的旧交——副校长赵访熊和系主任栾汝书重逢。 樊先生此番回国访问的重中之重在6月3日。那一天他莅临燕园，终于回到了母校北大。学校决定为他举行隆重的“名誉教授授予仪式”，随后由樊先生作学术报告答谢。 作为一校之长，丁石孙先生在那日暂且放下了千头万绪的行政事务，准时出现在会场。他精神抖擞地为樊畿教授颁授证书，发表了感情充沛的致辞。在他心中，樊畿先生是北大的瑰宝；这场重逢不仅饱含两人深厚的私交，更是北大数学对学术脊梁的最高礼赞——在此之前，获此殊荣者仅陈省身先生一人。 那天，数学系的教员们几乎悉数到场。然而，会场里最令人动容的，是另一位长者的身影——年近九旬的江泽涵老先生，竟也执杖步履蹒跚而来。 江老是樊畿先生的恩师，更是对我恩重如山的人。我的三姨才华横溢，抗战爆发前曾是老北大数学系为数极少的女生之一，正出自江先生门下。那时的江先生正值年富力强，接替了北大数学系创系系主任冯祖荀先生，全面主持系务。他带领北大数学系冠绝全国，更在中国率先开启了拓扑学研究，一枝独秀，卓然超越日本。 四十余年后，岁月轮回至改革开放初期。彼时我在清华大学任教，顺利通过了教育部的留学资格考试，正站在人生的交叉路口。面对美国名校林立、大师如云的景象，我一时不知该何去何从。 正当迷茫之际，我的高等数学启蒙老师冷生明教授带我前往北大燕南园，求教于江泽涵老先生。早年读书时，我只能在系里开大会时远距离仰望江老的风采：满头银丝，总是面带微笑，一身整洁的中山装，手执烟斗，清高儒雅。如今得面听教诲，我仿佛置身梦中。 老先生手里的烟斗不见了，原来早已戒了烟。坐在我们面前的江先生，说着带有浓重安徽口音的普通话，轻声慢气，不疾不徐地与冷先生寒暄。两位老先生坐在一处，皆是仙风道骨的气度。在冷先生将我介绍一番后，江先生温和地询问我的困惑所在，随即“仙人指路”：去加利福尼亚，到UCSB找沂甫！——“沂甫”正是樊畿先生的字号。 老先生不仅亲笔撰写并寄出推荐信将我引荐给樊师，在我收到UCSB录取通知后，江老又亲自致信清华大学张维副校长，切切说明我能得樊先生指导是极其难得的学术际遇，请张校长协助加快办理出国手续，让我得以赶上当年秋季按时入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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