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滑坡时，最危险的往往不是最低层，最低层早已一无所有，清算他们无利可图。真正容易被看见、被嫉妒、又缺乏自卫能力的，是中产及以上：有房但杠杆很高的人，有积蓄但没有权力的人，有学历但失业的人，有小企业但交不起税的人。 他们足够显眼，所以能被指认为“既得利益”；又不够强大，所以清算起来成本很低。于是出现一种吊诡：社会越接近“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情绪临界点，中产越像新的地主。他们未必占有大量生产资料，只是比周围人多一张沙发、一辆车、一笔看起来体面的存款。在民粹叙事里，这一点点差额就足以构成原罪。
（示意图） “打土豪，分田地”从来不只是土地政策，它是一种政治技术：把复杂的社会经济关系简化成道德戏剧，把财产权问题变成敌我问题。土豪被打倒之后，田可以分；分完之后，还要防止“新土豪”出现；防止的办法，往往是让任何积累都变得政治不正确。于是人们学会的不是创造，而是隐藏、讨好、以及在下一轮运动到来前先表明立场。 若这种逻辑再次抬头，它未必再穿军装、举梭镖。它可以穿上“共同富裕”“住房公平”“打击投机”“规范资本”的外套，用文件、平台、舆论和选择性执法来完成。形式会变，结构不变：先制造道德多数，再重新划分谁配拥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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