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静宜新近出版了《毛泽东身边工作琐忆》一书(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1月版,以下简称谢书,引用只注明页数)。作为毛泽东身边的机要员,毛泽东在文革后期派往某些单位担任要员,肩负毛泽东指派任务的特殊人物的回忆录,对于人们了解毛泽东晚年,提供了一些值得关注的信息。 一 在文革的故乡,出版文革参与者、经历者、见证者的回忆性著作并非易事。最近十多年来,在海外出版的诸多文革著名人物的回忆录,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说,都丰富了人们对历史的认识,推动了对文革的反思。今天能在中国大陆出版、发行谢书,虽然有特定的取向,也是一件好事,有助于人们进一步关注文革,具体了解毛泽东与文革的复杂关系的某些方面。尽管谢书的某些回忆还是孤证,但是由于作者同毛泽东的特殊关系,她是少有的可同毛泽东直接对话的工作人员,在1970年之后成为通天人物。当然,她的回忆也有待于与其他人的相关回忆或文献资料互证。 谢书透露出的新的信息并不是很多。有两点值得重视:一是毛泽东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指派谢静宜接待、安排林立衡进京;二是毛泽东1968年7月下旬向清华大学派遣工宣队。 1971年10月,毛泽东让谢静宜代他问林立衡好,认为林立衡与她家人是有区别的,“何况林豆豆是在她父母逃走之前就向中央报告了,她是有功的”。(第63页)在谢静宜、武健华一起向林本人传达了中共中央有关林彪出逃的文件后,“林豆豆态度是明确的,笑了笑说:‘他们自绝于人民,罪有应得。’”(第65页)谢静宜的回忆表明她与林立衡相处的这段日子是比较平静、顺利的,这与林立衡后来的回忆大有出入。 谢书披露了有关1968年7月27日工宣队进驻清华大学的内幕。毛泽东在1968年7月24日上午就决定向大学派出工农群众,因为北京“唯有学校的形势不好。聂元梓、蒯大富这些人在搞武斗,谁的话都不听,市委的话不听,中央的话不听,我的话也不听。他们穿着盔甲、拿着长矛搞武斗,不知羞耻”。“他们脱离了工人,脱离了农民,也脱离了他本派的大多数。”“他们不是谁都不怕吗?我看他们也有一怕,那就是怕群众,怕工人怕农民。”(第176页)值得注意的是,正是这一天,毛泽东批发了中央关于制止全国性武斗的“七二四”布告。毛泽东决定临时组织两三万工人、农民队伍,去清华、北大制止武斗。“至于先去北大还是先去清华,请北京市商量定。哪一个学校问题严重,就先去哪个学校,捅它这个马蜂窝。”(第177页) 谢静宜从毛泽东那里领受任务后,向在北京新华印刷厂的8341部队副团长张荣温、该厂革命委员会主任迟群做了传达,他们向8341部队政委杨德中做了报告。最后,他们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和汪东兴的意见,向北京市领导人做了汇报,这些领导人建议,由于清华大学武斗严重,工农宣传队先进清华为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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