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刚开始，共青团中央就是最早被冲击的中央机关之一。胡耀邦是团中央第一书记，跟常务书记胡克实、候补书记胡启立，一起被打成“三胡”，“打倒三胡”的口号响遍全国。红卫兵把他从家里揪出来，拉到批斗台上，让他“坐喷气式”——弯腰低头，双手反叉到背后往上举，在烈日下暴晒，汗水浸透衣衫。有一次，因为他不肯承认自己有“三反罪行”，红卫兵猛扯他的耳朵，见他不屈服，又抡起皮带劈头盖脸地抽下去，抽得他浑身红肿、鲜血直流。林彪指使人批斗他十几次，逼他写假材料，诬陷一位老干部“叛党通敌”，他拒绝配合，始终没写。 他被关进“牛棚”，睡地铺，一个房间挤着二三十个“牛鬼蛇神”。1967年，他母亲去世，他被红卫兵押解着去医院送遗体，火化的事只能交给两个孩子去办。1969年，他被下放到河南潢川黄湖农场，身患痔疮仍要下地干活，房子要自己盖，井要自己打，一天下来腰都直不起来。这样的折磨，他扛过来了，而且始终不改口——面对越来越多红卫兵的起哄叫嚷，他只承认自己“犯了错误”，从没承认过自己是“走资派”。1987年，一场七天的党内生活会，没有一拳打在他身上，却把他推向了两年后的猝然离世。同样是重创，为什么这次要了命？答案是：文革那次，他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是诬陷；这次，他不能。 文革：有一块干净的地方可以站 文革扣在他头上的帽子，是“叛党通敌”“走资派”这类罪名。这些罪名，他心里清楚是假的，他也确实敢在批斗中拒绝配合、拒绝写假材料。诬陷带来的痛苦，可以理直气壮地往外推——愤怒有一个明确的靶子，这份确定感本身，就是撑下去的力气。跟着他一起蒙冤的，是几乎整个他敬重的领导层，邓小平自己也被打倒过三次。这是一场大家一起承受的浩劫，不是针对他一个人的道德审判。 1987年：没有靶子可以恨 1987年那场生活会，批他的人是他多年的同僚——薄一波、杨尚昆、王震、宋任穷，邓力群讲了五个小时，赵紫阳说他“不守纪律”“标新立异，搞些噱头”，“大概是想在国内外树立一个开明形象”。中共中央随后发出的第三号文件，列出他下台的正式罪状之一，是“经常不遵守党的决议，未经中央授权就讲话”。这几句话，指向的是同一件事。其中一个讽刺的细节是：带头批评他最狠的薄一波，正是当年他顶着阻力、亲自主持平反的六十一人叛徒案主角本人——他救出来的人，反过来成了扳倒他的主力。 这几条指控——图虚名，不守纪律，标新立异，另搞一套，像树立自己形象——戳的不是一顶可以理直气壮反驳的政治帽子，是他自己心里那点真实的念头。这条线索，早在1985年陆铿那次采访里，就已经露过一次苗头。陆铿提到胡耀邦和王震是浏阳老乡，说“那是南北呼应”，胡耀邦顺口接了一句：“也可能是南辕北辙。”陆铿听了一愣，一时不知道该接什么话。这句话，是胡耀邦自己主动说出口的，不是谁逼问出来的——事后，他自己也意识到这句话说漏了心里话，审阅清样时，特意要求把这句删掉，陆铿没有同意。1987年生活会上，同样的心思，被人当众放大了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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