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外媒体对其升官青云之路有诸多报道,但大部分都没有讲到点子上。他本人在2000年接受《中华儿女》杂志专访发表的《我是如何跨入政界的》一文中,对自己早年从政做了详细解释。然而,该文不过是为其当年谋求省委书记高位造舆论的产物,通篇用看似真诚的假大空言辞,掩盖了真实的政治动机与运作过程。
长期以来,官方宣传将习近平1982年从中央军委耿飚秘书任上下放河北正定,塑造为“响应号召、甘于奉献、自愿放弃京官扎根底层”的道德楷模。习近平本人亦将此举标榜为自己从政的起点,自诩为“当年只有我和刘源去了基层”的孤勇者,宣称自己不为升官发财,只求扎根基层、做事做人。 然而,1979年从清华大学化工系毕业时,习近平为何不去专业对口的基层化工厂联系群众,反而千方百计找关系、走后门留在北京,当了耿飚的秘书? 当时,国家执行严格的统包统分政策。清华化工系同届的普通学员基本都服从统一分配,哪里来哪里去,回到地方基层的化工厂矿,在车间三班倒,与剧毒粉尘和反应釜打交道,沦为最底层的倒班工人与技术人员(我的一位朋友正是习近平同届同学,毕业便直接分回湖南株洲化工厂);而作为一个毫无行伍履历、学习有机合成的工农兵学员,习近平毕业时既未服从统配去化工厂,亦未从事任何工程技术工作,而是直接换上军装进入中央军委办公厅,出任时任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耿飚的秘书。倘若他真有“热爱基层、与工农群众打成一片”的赤诚,1979年的毕业分配正是最直接、最合理的践行契机。避开艰苦的基层厂矿而直奔京城权力中枢,恰恰证明其早年的职业选择从一开始就是依仗父荫特权,追求安逸地位与升官捷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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