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皇帝坐拥天下,理论上拥有至高权力,于是后人很容易产生一个疑问:既然江山都是皇帝的,为什么不在几个儿子中挑一个最聪明、最能干、最贤明的继承人,反而要强调“立嫡以长不以贤”?如果长子平庸,次子英明,硬把皇位交给长子,岂不是拿天下开玩笑? 问题恰恰在于,“谁更贤”这件事,远比“谁年纪大”难以判断。 嫡长子的最大优点,从来不是嫡长子比较聪明,而是他的身份无法表演。谁先出生,谁的母亲是不是正妻,基本都是客观事实;但贤明、节俭、仁厚、勇武,却都可以包装。隋文帝废杨勇、立杨广,就是中国历史上最典型的教训之一。杨广年轻时并非以昏君面目出现。他有军事履历,也有政治能力,更懂得父母喜欢什么。他知道父亲崇尚节俭,就表现得生活简朴;知道母亲独孤皇后最厌恶男人宠妾,就努力塑造夫妻恩爱的形象。反过来,太子杨勇生活奢华,又宠爱姬妾,恰恰不断踩中父母的雷区。 如果站在隋文帝当年的位置上,而不是拿着后来隋朝灭亡的答案倒推,杨广甚至很像那个“更有能力、更有品德”的儿子。 这正是“立贤”最危险之处。它不是从几个已经当过二十年皇帝的人中挑选成绩最好的一个,而是在几个皇子年轻时,根据他们的言行、名声和身边人的评价,预测谁将来最适合统治天下。皇子既然知道自己正在被考察,自然也会表演;大臣知道皇位可能重新分配,自然也会下注。于是,本来只是皇帝挑儿子,很快就会变成整个朝廷选边站。 唐太宗李世民对此体会尤其深。他本人就是非常规继承最大的成功者之一。论功业,李世民确实远远不是一个普通皇子,最终通过玄武门之变取得皇位,此后又开创贞观之治。从结果看,这似乎正是“不拘长幼、能者居之”的最佳广告。 偏偏到了晚年,他自己被同一道题折腾得几乎崩溃。 太子李承乾地位受到威胁,魏王李泰又深得李世民喜爱。李承乾越来越恐惧自己被废,最终卷入谋反;李泰则积极经营储位。事情发展到最后,李世民面对几个儿子的争斗悲痛至极,《资治通鉴》甚至记载他一度拔刀欲自刺,被褚遂良夺下。一个能够横扫群雄、治理庞大帝国的皇帝,面对“几个儿子谁更适合继承”这道题,同样束手无策。 李世民后来终于意识到另一个问题:如果李泰通过竞争成功获得太子之位,就等于给后世皇子树立一个危险的榜样——储君的位置是可以争来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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