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人能够拨开层层叠叠的虚伪，坦然地面对自己的本心，恐怕连那些最伟大的人物也不得不承认：婚姻，就其本质而言，乃是一种与人性相悖的制度。它像一把温柔的枷锁，以爱的名义，以责任的名义，以文明的名义，将人束缚在一种被规定的关系之中。 “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卢梭在《社会契约论》开篇如是说。只是，他所谓的“枷锁”，指向的是政治支配，是人对人的依附；婚姻并不在他这一论断之内。然而，若将这隐喻移入私人生活，婚姻或许正是其中最隐秘、最普遍、也最难以挣脱的一道枷锁。它不同于法律或政治的约束，那些约束是外在的、强加的；婚姻的枷锁却往往由内而外，温情脉脉，是你自愿套上的。你甚至会在套上之后，感激涕零地亲吻那副锁链。 蒙田在《论友谊》中曾将婚姻称为一种契约：“订立时自由，延续却被迫”，并以鸟笼为喻：“外面的鸟拼命想进去，里面的鸟拼命想出来”。契约意味着终结，意味着对未来的承诺，而人性却永远在流动、在变化、在寻找。一个人如何在二十岁时承诺自己四十岁的心？如何在今日的激情中，预支明日的柔情？这无异于要求一条河流永远停留在某个拐弯处，不许它流向远方。 伟大的人物，往往最难以忍受这种静止。歌德在《亲和力》中描绘了婚姻与激情的冲突，最终以悲剧收场。他自己呢？他与克里斯蒂安娜・武尔皮乌斯同居十八年、育有五个孩子后才正式结婚；晚年又对年轻女性米娜・赫尔茨丽卜产生过无望的爱慕，这段经历渗入了《亲和力》的创作。至少，他的生命与写作都表明，他深知婚姻契约与流动情感之间的紧张。
托尔斯泰则在晚年离家出走，最终病逝于阿斯塔波沃车站，那未尝不可以看作对婚姻枷锁的一次绝望的挣脱。索菲亚为他生育了十三个孩子，曾将《战争与和平》手稿誊抄七遍；可这并不能阻止两个灵魂在婚姻的牢笼中彼此消耗。他临终前甚至拒绝见她最后一面，而她的日记里，也写满了动荡、考验与磨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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